在動手翻譯這本書之前，我曾遵劉紹唐先生之囑，先寫一篇“導言”或“序文”。誰知一寫就陰錯陽差，糊里糊涂地寫了十余萬言；結(jié)果自成一書，取名“胡適雜憶”，反要請周策縱、夏志清兩先生來為我作序了。
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書的英文原稿已經(jīng)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只有在《雜憶》脫稿之后，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nèi)容根本沒有什么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什么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格的“學術(shù)性的自傳”。
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調(diào)的還是這三點�？墒亲罱�一年來，我對我以前的看法，漸次覺得有修正或補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發(fā)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fā)生了什么“今日”對“昨日”的挑戰(zhàn)。只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卻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
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面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xiàn)象，有感而發(fā)：
最近一兩年來，由于報章雜志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guān)系，“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術(shù)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里，我也在無意中發(fā)現(xiàn)，那些自港臺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guān)系，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于什么“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么“乾嘉學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傊�那樣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識”的“我的朋友”，現(xiàn)在已漸次被歷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guān)“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才，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是同一個人，也發(fā)生了疑問！
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后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的“身后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
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連載的《胡適口述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后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么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今日在臺灣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乃至更
多遍呢！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嘗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于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閑文、閑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過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 Q 嗎？
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歷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只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guān)于“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志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余酒后——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