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研究與歷史敘述中，抗日文學所占的比重同抗戰(zhàn)歷史與抗日文學的體量及建樹相比明顯不足，其中關于東北抗日文學的敘述更見薄弱，通常是盧溝橋事變之前追溯東北作家群的抗日題材創(chuàng)作，進入全面抗戰(zhàn)之后，東北作家投身于全國性的抗日救亡熱潮之中，便很難再見到東北抗日文學的獨特身影，東北抗日文學被等同于1937年前后的東北作家群創(chuàng)作。這種歷史敘述縮短了東北抗日文學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歷史跨度，簡化了其創(chuàng)作主體的復雜構成，遮蔽了其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和審美建樹，低估了東北抗日文學的歷史貢獻，著實令人遺憾。究其原因，十分復雜，有根深蒂固的中原心態(tài)對邊地文化的輕視，也有歷史學界對東北抗日在抗戰(zhàn)史上地位的忽略，還有文學史界關于20世紀30年代左翼主潮的認定對民族話語的擠壓，等等。如今，中國抗戰(zhàn)史發(fā)端于1931年漸成共識，20世紀30年代民族話語的重要性也愈益得到文學史界的體認，東北抗日文學資料的發(fā)掘與整理有了相當的積累，這套《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就是集中的展示。這些都為東北抗日文學價值的重新認識提供了有
　　現代文學史界對東北抗日文學的關注不夠，同對東北抗日認識的模糊有關。東北軍奉命不抵抗，將大好河山拱手讓人，這種看法已經成為歷史常識。甚至由此引申出極端的表述，說日本人不費一槍一彈，就吞噬了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之后，魯迅有四篇涉及這一事變的雜文影響甚大。第一篇是1931年10月23日發(fā)表于上�！段膶W導報》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的《“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在抨擊“民族主義文學”時，說“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①。第二篇是寫于同年10月29日、12月11日在上�！妒�字街頭》第一期發(fā)表的《沉滓的泛起》，開篇說：“日本占據了東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帶的表示，報章上叫作‘國難聲中’�！逼鋵�，要吞并不等于已經“吞了”，在1931年10月底之前，雖然日軍已經占領沈陽、長春、四平、公主嶺、鐵嶺、撫順、安東、鳳城、本溪、遼陽、海城、營口等地，但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東三省特別行政區(qū)官署所在地哈爾濱、遼寧省錦州等仍在中國軍隊掌控之中，“吞了東三省”尚未全部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