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料是史學的基礎，沒有了史料，史學也便不存在，這是常識。史料與史學的關系自然不止于此，對于二者的關系，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所作《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fā)見之學問》演講中的一段話，向來為人所引用：“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fā)見者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nèi)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保ㄗ畛醢l(fā)表在《清華周刊》上，此處引自傅杰編�！锻鯂�維論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07—211頁）王國維這段話的核心，就是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推動學術的發(fā)展與轉(zhuǎn)折。

關于學問與資料兩者關系的闡述，同樣為學人所樂道的是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的論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敦煌劫余錄序》，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冊，1930年6月，收入《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266—268頁）陳氏所言，強調(diào)新問題驅(qū)動新材料，雖然問題導向在先，但是仍然要有以新材料來推動此新問題。

王國維、陳寅恪都將新材料看作學問發(fā)展的原動力，而傅斯年則更是高舉“史學只是史料學”的旗幟。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冊，1928年，岳玉璽等編選《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4—183頁）中指出：“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zhì)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以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

并提出史學研究進步的三個標準：“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

然后宣稱：“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而他說的“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后面半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成為經(jīng)常為人引用的名言。

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中更為系統(tǒng)地闡述了：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yè)，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

雖然需要考慮到，傅斯年所謂整理史料的意思與我們今天理解的整理史料并不相同，他所謂的整理史料實際上就是通過材料研究歷史。他說：“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個記載，而這個記載和天地間一切其他記載（此處所謂記載，不專指文字，猶史料之不以文字為限）不相干，則對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們沒有法子去對他做任何史學的工夫�！钡�是，他將史料作為史學的唯一準繩，是唯科學主義，而失于矯枉過正，卻也是不容回避的地方。

然至于今日，地下地上新材料層出，王國維、陳寅恪、傅斯年的論說，在不同層面不斷地得到檢驗，并不斷地發(fā)展。特別是新出簡牘，使古史研究熱鬧非凡。由于出土簡牘不在個人的專門范圍內(nèi)，故擱置不論，僅就一般可及的紙質(zhì)材料略微陳述己意，特別是那些低到塵埃里的材料。

對于從學校到學校的人文研究者來說，占據(jù)一個好的圖書館（包括網(wǎng)絡資源）無疑是為自己的研究打下了最好的基礎。但是它也往往會形成一種反面的情況，就是一旦離開了那樣坐擁書城的條件，便容易處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另外一件絕大多數(shù)時候被人忽視的事情是：圖書館的藏書，特別是專業(yè)論著，都是經(jīng)過反復挑選、篩選之后的結(jié)果，通俗一點說就是“都是好書”（套用別人的話說，就是圖書館的書是經(jīng)過篩選的，“集粹”的書）。那些“不好的書”，或者說“不入流的書”，進入圖書館的機會要小得多。這一點對于史料性質(zhì)的文獻來說，尤為突出。絕大多數(shù)圖書館古籍部或特藏室，以收藏宋元本、明清善本為標榜，以珍貴文獻為目標。若只是閱讀這些精粹的文獻，通過它們所能看到的僅僅是歷史精彩的一面，或者說主要是階級結(jié)構(gòu)中上層的一面；也有可能是歷史孤僻的一面，因為這些文獻的流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它們所反映的歷史，所表現(xiàn)的歷史，也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需要謹慎對待。我理解到這一點，是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出于興趣和生計的需要，到北京的地攤上買書販書。雖然販書的過程并不成功，但是在接觸了大量處于最底層的書之后，對史料的認識卻突然有了很多實實在在的感觸，也正是這樣的情況下，對不同“位置”的書所表達的歷史有了初步的理解。

后來在袁為鵬先生的幫助下，為馬德斌教授的課題組做物價與工價史料的整理，接觸了清代以來的商業(yè)賬簿。對史料的認知也日漸擴展，開始注意日常生活文獻。大量接觸契約文書、賬簿、信函、檔案、票據(jù)、圖片、照片等，各種五花八門的材料與物料，進一步打開了對史料及其所呈現(xiàn)的歷史的認識。逐漸觸摸到了消逝在時間中的過去，它的日常性、豐富性、復雜性，以及這種日常、豐富、復雜在個體重疊之后的信息冗余與單調(diào)，乃至紛繁個體在時間和空間過程中的生命的悲涼與悲愴、無力與無奈。通過收藏品市場的實踐與觀察，來反觀學術市場，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很有些相似的地方。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是，“有名”始終是“核心”，受追捧；“無名”始終是“邊緣”，少有人問津。人、事、物，都以此為準繩，猶如經(jīng)濟學中的“價值”。初開始的時候，對此憤憤不平，總想做點什么，來展現(xiàn)“無名”，展現(xiàn)“邊緣”本身，而不是作為“有名”，作為“核心”的比較物出現(xiàn)。這既有自身感悟的緣故，也與從小學以來接受的“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這種觀念有關。內(nèi)心里總是在想，既然歷史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那么為什么不見有人民群眾的歷史呢？難道是要由我來寫嗎？在這樣的心態(tài)作祟下，開始收集各種人民群眾的“歷史”記錄，滿懷雄心地準備寫一部有血有肉的“人民群眾”的歷史書來。但是當接觸到紛繁個體背后的冗余與單調(diào)之后，開始不斷地搖擺、否定、反思，這條路是否值得去走，以及如何走。

在這個過程中，接觸到中古史的學者提出的個人生命史及相關實踐（翻檢學術史，發(fā)現(xiàn)目前國內(nèi)中古史學者陸續(xù)發(fā)布的個人生命史屬于將史學研究中對偉大人物或英雄人物傳記的研究下移，依其研究時段的資料將人物生平或傳記研究的對象擴展到一般人物，或者普通人。而個人生命史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已經(jīng)有較長的理論探索，在人類學中也有較為全面的總結(jié)與探索，值得借鑒），這多少與我所思考的問題相似，也從側(cè)面說明有類似想法的人并不少。而我也逐漸深化自己的思考，開始不再排斥“有名”與“核心”，因為他們也是歷史真實的一個部分，而且確實是推動歷史發(fā)展的關鍵。人民群眾在這個過程中主要起到的是累積作用，這種累積在發(fā)揮其構(gòu)成社會的基礎價值之外，在它被動成為潮流的時候，才匯成為推動歷史發(fā)展的不可遏制的動力。

另一方面，對于個體而言，人民群眾的歷史對于他/她、他們/她們自己及其以之為中心的人群，都是有血有肉的歷史，都是鮮活的歷史。在這個層面上，每個人都是如此。從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到低至塵埃里的小人物，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歷史，都有自己的歷史，都是這個歷史的“中心”，差別在于各自的“中心”所蕩漾出去的圓或漣漪的范圍的大小，以及這種蕩漾擴散的耗散過程的強弱與持續(xù)時間的長短。它們的交叉、重疊、吞噬、匯合、融合等，既消融在歷史之中，也由此而構(gòu)成歷史。這就是繁復到冗余而單調(diào)的普通人的歷史在宏大的社會進程中的價值。這種價值對于具體的普通人來說，大多數(shù)時候是相對縹緲的，沒有實在的意義。普通人的歷史的意義，在于或主要在于他/她自身（寬泛一點說每個人的歷史，無論有名與否，重要與否，其意義首先就在于自身）。如果說，在看到普通人歷史的繁復冗余與單調(diào)性之后，還有書寫普通人歷史的欲望的話，那么就在于我想嘗試通過一個個不同的普通人，他/她的歷史，來表達我自身的存在與意義。

書寫這種繁復到冗余而單調(diào)的普通人的歷史的方法，暫且不論。對于準備書寫這種歷史的我來說，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是否有能力寫出來。最初我對此是非常自信的，但是隨著日子的消逝，而進展僅停留在思想上，自信也就慢慢地動搖，乃至冒出放棄的念頭。

在這個過程中，時常想起袁為鵬先生所說，做不了大學問，就編一點資料，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工作。于是便有了退而求其次，編一點史料的想法�？墒�，在著手工作的時候，發(fā)現(xiàn)即使是編一點史料也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特別是希望通過編史料來展現(xiàn)人的歷史時，發(fā)現(xiàn)自己的能力依然不足。為此，不得不繼續(xù)退而求其次，將編材料分為幾步走。于是有了“史料與史學”公眾號，也有了出版“史料與史學”系列出版物的想法。最好的打算是，介紹史料的隨筆為一個系列，影印與整理為一個系列，用相對完整的一套材料展開的研究為一個系列。這樣的打算顯然有點過于宏大，我一個人不可能完成，需要有適當?shù)暮献髡咭黄鹋�力，�?jīng)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來實現(xiàn)。因此，這里只能算是發(fā)一個宏愿。

回到本書，為什么將“塵埃里的歷史”作為書名，這是因為這些史料大多是從地攤或網(wǎng)絡上買來的，且多半入不了藏家的法眼，特別是傳統(tǒng)藏書家的法眼，其來源是從塵埃里來的；同時這些資料所呈現(xiàn)的人或事，多為日常碎屑，也低到塵埃里了；而對這些資料及其背后的歷史的介紹，也多半是蜻蜓點水，沒有深入全面地呈現(xiàn)，文字塵埃。如此種種，遂將書名定為“塵埃里的歷史”，也希望藉此讓每一個低到塵埃里的人，在內(nèi)心埋下?lián)碛袣v史的希望之心。我雖塵埃，我亦有史。擁有歷史，即擁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