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版導言

劉易斯?A. 科塞

一本富有創(chuàng)見卻長期被忽視的著作《知識人的社會角色》重新出版了，作為兩個不同國家（波蘭和美國）社會學傳統(tǒng)的奠基者，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理應獲得這一殊榮。 20世紀20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國波蘭，社會學還沒有成為大學課程的一部分，茲納涅茨基幾乎單槍匹馬，創(chuàng)立了經(jīng)驗研究的傳統(tǒng)，對農(nóng)民和工人的自傳體生活史做了詳盡的分析。 他創(chuàng)建了波蘭社會學研究所，創(chuàng)辦了《波蘭社會學研究》雜志。 茲納涅茨基及其學生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所形成的方法論和理論框架，是目前波蘭社會學飛速發(fā)展的基礎，倘若沒有這些，社會學在波蘭的發(fā)展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1932年到1934年，1940年直到1958年逝世這些時間里，茲納涅茨基都是在美國度過的。 他發(fā)現(xiàn)了一門業(yè)已繁榮發(fā)展的社會學學科，并與一些重要人物特別是威廉?托馬斯親密合作。 他對成熟的美國社會學傳統(tǒng)做出了如此獨特的貢獻，以至于必須同時稱他為美國社會學奠基人之一。
茲納涅茨基生于1882年，那時的波蘭，他的出生地還被德國人占領著，他的父親具有上流社會的血統(tǒng)，當他還是幾歲的孩子時，他的父親便把財產(chǎn)耗費殆盡，后來在俄國占領波蘭時只是作為財產(chǎn)經(jīng)營者度過余生。在歷經(jīng)華沙、日內瓦、蘇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學學習之后，茲納涅茨基1909年在克拉科夫獲得博士學位。 他選擇的研究領域是哲學，因而批著作都是有關這一領域的，盡管他已經(jīng)顯示出對倫理學的社會根源具有強烈的興趣。 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前不久，茲納涅茨基遇見了威廉?托馬斯。 托馬斯來到波蘭，研究波蘭農(nóng)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這一課題與他對美國的波蘭移民所做的大規(guī)模調查研究有關。 托馬斯力勸茲納涅茨基去美國幫助他完成這項研究，他們之間的親密合作結出了碩果，不朽名著《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 出版，即使在美國，這也是項重要的經(jīng)驗性社會研究。 理論導向與新奇的研究技術和研究方法之間創(chuàng)造性地交相輝映，使這本書成了現(xiàn)代社會學的一個里程碑，同時也是美國社會科學歷史上屈指可數(shù)的名著之一。
自從與托馬斯合作之后，茲納涅茨基明確地將自己的研究興趣從哲學轉向社會學。 然而，他在哲學方面的系統(tǒng)訓練，尤其是價值理論，明顯地反映在社會學著作中，任何讀者都可以察覺出這一點。 茲納涅茨基勤于勞作，極其多產(chǎn)。 我無法一一涉及他以波蘭文發(fā)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蘭文寫成的大量文章。 在用英文寫成的九部書中，除《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以外，《社會學方法》、《社會行動》和《知識人的社會角色》可能是持久不衰影響力的幾部書。
雖然這些著作，尤其是《社會學方法》在某些方面對現(xiàn)代讀者來說不免顯得有點過時，但在重讀它們時，大部分內容給人以深刻印象，其經(jīng)受住時間檢驗的程度尤其令人驚訝。 比如，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茲納涅茨基在研究社會角色概念時就采用了精致復雜的方法，這應使那些認為社會角色概念是拉爾夫?林頓早于1936年提出來的學者們驚嘆不已。
茲納涅茨基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大貢獻在于，他一直堅持認為：作為關于人類行為的科學，社會學應該集中精力研究行動者賦予情境的主觀意義，行動者在情境中發(fā)現(xiàn)自身。 有人推測，由于茲納涅茨基早期對于社會價值的調查研究，即使在行為主義和實證主義似乎要統(tǒng)治社會學領域時期，他仍堅持認為，科學家要想以歸納法研究［人類］的行為，必須把這些行為看作人類對于那些作用因素與被作用因素的經(jīng)驗過程；這些因素是科學家的經(jīng)驗材料，只是因為這些因素是他們的。 ① 在茲納涅茨基看來，文化材料有別于自然材料，因為后者獨立于人類行動的經(jīng)驗，而前者具有人類相關性（humanistic coefficient）。
在強調社會學調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觀意義、目標搜索和人類行為者的情境定義（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這一點上，早在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的結構》得出類似結論之前近二十年，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就做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說服力的論證。 而茲納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爾泰和馬克斯?韋伯的傳統(tǒng)。 與其他社會學家相比，茲納涅茨基和托馬斯熟練地利用了詹姆斯、米德、杜威和庫利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和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成果。 他們兩人形成了社會學研究中資料整理的理論框架，這種框架成為當代研究與理論的基礎。
《知識人的社會角色》充分運用了作者過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點不同。 這本書是對知識社會學的一大貢獻，這一社會學分支大致可以定義為研究思想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1940年茲納涅茨基出版此書時，美國社會學剛剛開始吸收20世紀兩位德國思想家馬克斯?舍勒和卡爾?曼海姆對知識社會學所做出的理論貢獻。 早期馬克思和涂爾干對這一領域的貢獻也開始對美國學術界產(chǎn)生影響。
雖然知識社會學的鼻祖或許可以追溯到弗蘭西斯?培根和18世紀的法國哲學，但系統(tǒng)的知識社會學卻植根于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和法國的涂爾干傳統(tǒng)。
為了把黑格爾的泛邏輯體系倒置過來，也就是說，為了證明這樣一個真理，即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相反，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提出，思想領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決定的。 按照這種觀點，觀念系統(tǒng)依賴于其擁護者的社會角色與地位，尤其是階級地位。 馬克思斷言，某一時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條，必須在終的分析中被理解為其擁護者階級地位的表達。
20世紀20年代，當曼海姆開始自覺地把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的學科加以闡述時，他把自己置于馬克思傳統(tǒng)之內，盡管他實際上還受到了德國歷史學、現(xiàn)象學和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 但他在一個關鍵性的地方有別于馬克思：在馬克思那里，追溯觀念與社會地位之間的聯(lián)系，主要是作為挫敗敵手主張的論戰(zhàn)性武器，曼海姆卻力圖使知識社會學成為一種科學的、中性的分析工具。 他主張，所有觀念（不僅是敵手的觀念）都與觀念據(jù)以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lián)系，因而也受到這些條件的影響。 事實上，每一位思想家只從屬于特定的社會集團，占據(jù)一定的位置，并扮演專門的社會角色，因而必然影響他據(jù)以探討經(jīng)驗世界的觀點與洞察力。 所有思考活動都受社會存在決定，或者至少說相互決定。 觀念定位于社會過程之中。 現(xiàn)代世界舞臺上各種相互斗爭的觀念，都表達了各自群體和階級的愿望。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在于確定思想立場與結構 歷史位置的經(jīng)驗相關性。
知識社會學的另一位德國創(chuàng)始人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層結構上受到了馬克思傳統(tǒng)的影響，而后者的巨影卻在曼海姆的作品中隱隱呈現(xiàn)。 舍勒是現(xiàn)象學學派的門徒，雖然他是一位異端分子，因而，他感覺到在觀念產(chǎn)生過程中預先設置階級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對這樣做。 相反，他認為，沒有什么常駐不變的獨立變量（如階級地位）可以解釋可變的一系列觀念的出現(xiàn)。舍勒說，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歷史過程之中，決定著特定思想產(chǎn)物的出現(xiàn)。 在現(xiàn)代社會，階級因素的確若隱若現(xiàn)，血緣關系曾經(jīng)是原始社會的獨立變量，政治因素在現(xiàn)代社會曾經(jīng)處于中心地位。 進而，舍勒認為，先前的理論化過程中相對主義過于泛濫，他反對這么做，試圖采取一條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斷言，雖然只有當先決條件真正的因素幫助打開思想之流的閘門時，特定的一系列觀念才可能真的會涌現(xiàn)出來，但所有這些觀念只不過是向永恒的柏拉圖王國中不變的本質投以一瞥而已。
在關于思想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社會學研究中，曼海姆與舍勒各自構成了重要部分。 相比之下，作為法國知識社會學先驅的涂爾干，關于這一課題所論不多。 涂爾干的著作帶有模糊不清的認識論思辨，因此比德國人受到更多的詆毀。 盡管如此，必須認為，涂爾干的著作是此領域中關鍵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之一。
在他繼續(xù)向對社會行為做心理學和原子論解釋開戰(zhàn)的過程中，涂爾干走進了知識社會學領域。 他試圖確定道德、價值和宗教的社會起源和社會功能，并把道德、價值和宗教解釋為不同形式的集體表現(xiàn)（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而不是個別思想家沉思的產(chǎn)物。 涂爾干并不滿足于把這種或那種具體的觀念系列追溯到社會歷史環(huán)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張，思想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時空概念，是社會創(chuàng)造物，以此力圖推翻康德所強調輯思想據(jù)以產(chǎn)生的范疇而在邏輯思想的發(fā)生過程中起著決定作用。 他認為，對原始人進行時間上或其他方面的分類，非常接近于對部落的社會組織所做的分類。 個邏輯類是人類。 動物、植物和環(huán)境中的其他物體，按照部落屬性、血統(tǒng)或家族群體加以分類。 年代劃分對應于周期性的節(jié)日和公眾儀式，以便日歷能表示集體活動的節(jié)律性。 按照類似的方式，社會組織一直是空間表征的模型，而天國只不過是它的塵世伙伴的一個投影。在涂爾干看來，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源于社會組織。
如果有誰想探討一下茲納涅茨基這本書的所有思想先驅，那么還必須考慮許多其他成果，這些成果也對20世紀30年代后期作為一門學科的知識社會學做出了貢獻。 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者皮爾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 然而，在這里我樂于指出（即使粗略地），他的前驅者的研究方法為茲納涅茨基設置了一些陷阱。
茲納涅茨基認為，大多數(shù)先前的理論建構有一個根本性的困難，那就是，認識論與形而上學假設強烈地干涉據(jù)稱是社會學研究的實質性領域。 當知識社會學想把自身變成一種知識的社會學理論時，茲納涅茨基有正在闖入禁區(qū)之感。 作為知識的理論，科學的科學，必須確立自身作為一門社會學的特征；而作為社會學，必須確立自身作為一門科學的科學的特征。
不應該把知識社會學當作一種特殊的社會學認識論，而應視其為實實在在的社會學領域。 雖然茲納涅茨基沒有專門論及這一點，但人們可以猜測他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他的先驅在這方面的嚴重缺陷，也許少許例證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曼海姆的普遍相對主義或關系主義，明顯在把自己引入困境。 正如古代克里特島人，他們聲稱所有克里特島人都是撒謊者，這實際上否定了他們自己的陳述的真理價值。 曼海姆的情況同樣如此，他主張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決定，那么，這一主張也要應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中去。 人們一再同他爭辯，的相對主義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為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試圖在經(jīng)驗性社會現(xiàn)象的世界之外采納阿基米德的觀點，以便對所有思想都由社會決定發(fā)表論斷。 曼海姆清醒地意識到這些困難，并想方設法克服之（沒有完全成功）。 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堅持認為，存在的命題導致無效判斷，而只是強調給定的視角可能導致片面的觀點，從而避免了早期立場中的困難。 他還更進一步拋棄了早期在理念王國整體決定問題上提出的多余主張。 他較為謙遜地說，在社會科學中，與其他地方一樣，判斷真理與謬誤的終極標準，可以在對客體的研究中找到，這是知識社會學無法替代的，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盡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發(fā)生學上的錯誤，也就是說使觀念的有效性或無效性依賴于社會地位。 這種情況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學生（茲納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經(jīng)驗證實的部分，與相當不幸地侵入認識論領域的其他部分區(qū)別開來。
曼海姆存在的問題，更有理由在涂爾干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關于永恒本質的理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理論，談不上科學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識社會學中沒有什么地位。 涂爾干試圖推翻康德的主張，照樣會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學氛圍，傳遞給真正的知識社會學方面富有成果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 而特別想從社會組織的特征中導出象征思想的范疇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必須把象征思考的能力當作一切人類的根本潛能，象征思想使人類社會生活成為可能。
茲納涅茨基決心為自己強加一個嚴格的自我否定規(guī)范：他準備避開一切認識論問題的引誘。 他希望進行嚴格科學的、實實在在的探究。 為了與他的早期方法論相一致，他只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家都主張自己的知識系統(tǒng)是真的和客觀上有效的。 他相信，研究或否定這些主張的真理性并不是社會學家的事。
社會學家必須遵守那些個體或群體為他們所共享的知識制定的有效性標準。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義而是主體的情境定義賦予研究以活力。 無論知識系統(tǒng)被判定為真或假、有效或無效，都與社會學家無關，社會學家只需滿足于追溯知識的起源與后果、知識的功能或功能失常。 茲納涅茨基雄辯地總結道：當社會學家研究他們的社會生活時，他必須同意，對于他們公認為有效的知識，他們才是他必須考慮的權威。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他沒有權利用自己的權威去反對他們的權威：他受謙遜這一方法論規(guī)則的約束。 當他涉及他們接受并運用的知識系統(tǒng)時，他必須放棄自己的理論有效性標準。
茲納涅茨基不僅拒斥所有認識論與形而上學的假定，還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沃納?斯塔克所謂的微觀知識社會學。也就是說，他不去親自關心社會總體知識氣氛或社會系統(tǒng)的總體歷史運動。他更為謙遜地把自己限制在研究知識的創(chuàng)造者與承載者這些社會角色及其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中。
茲納涅茨基為自己規(guī)定了兩個相關的任務：建立知識人所扮演的各種專門社會角色的類型學；研究支配知識人之行為的規(guī)范模式。 對上述兩個問題進行調查的中心工具是社會圈子概念，所謂社會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家對其發(fā)表自己的思想的一批聽眾或公眾。 茲納涅茨基指出，至少在異質社會中，思想家不可能對整個社會發(fā)表言論，而是傾向于只對經(jīng)過選擇的部分公眾發(fā)表言論。 特定的社會圈子給予社會認可，提供物質或精神收益，并幫助已將聽眾的規(guī)范性期待內化于心的思想家形成自我形象。 社會圈子要求思想家不辜負圈子的期望；反過來，社會圈子將授予思想家一定的權利和赦免權。 知識人預見公眾的要求，傾向于從這些現(xiàn)實的懷有期望的公眾角度去劃定材料與問題。 于是，可以依據(jù)公眾，以及依據(jù)社會關系網(wǎng)絡所期待的績效，對思想家進行分類。
本書的重點在于，茲納涅茨基對知識人可能扮演的各種不同的社會角色所做的分類。 他將這些角色區(qū)分為技術顧問；圣哲，即那些為群體之集體目標提供意識形態(tài)評判的人；神圣學者與世俗學者，順次又可分為各種類型，從真理發(fā)現(xiàn)者到知識傳播者，從組織者、貢獻者到真理戰(zhàn)士；他還研究了知識創(chuàng)造者，順次又可分為事實發(fā)現(xiàn)者或問題發(fā)現(xiàn)者。
這絕不是一種缺乏想象力的分類演練。 茲納涅茨基指出，社會圈子對知識人的要求，隨著期望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變化。 因此，社會圈子不會期望技術領導者去尋求新的事實，這些新事實可能會動搖對于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動之正確性的信念。 體制期待技術領導者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 相比之下，知識創(chuàng)造者會因為發(fā)現(xiàn)了新事實而獲獎賞。 知識人所扮演的每一種特殊社會角色都帶有某種期望；每一個社會圈子獎懲特定類型的知識績效。
茲納涅茨基這本書為研究對新奇觀念的接受與拒斥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本書出版后不久，默頓就在一篇評論中肯定了這一點。 它使我們能確定各種不同的社會結構對于采取某種態(tài)度對待經(jīng)驗材料施加壓力的方式。比如圣哲，現(xiàn)存秩序的變革者或辯護士，他知道了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尋求可能動搖現(xiàn)存秩序的新事實。 另一方面，學者對真正的新事實有肯定或否定兩種態(tài)度，這取決于學派系統(tǒng)體制化的程度：在初階段新事實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系統(tǒng)完善起來，學派的知識承諾就會阻止對新奇的發(fā)現(xiàn)采取積極肯定態(tài)度。因此，通過把注意力集中于恐新病的結構性來源，茲納涅茨基允許我們較大地偏離那樣一種全盤主張，即主張所有組織和社會結構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愿承認創(chuàng)新。 附帶提一下，如果茲納涅茨基在今天寫成此書（在過去可能受到了注意），他會發(fā)現(xiàn)這對于研究嗜新�。�即片面強調新穎）的互補結構條件是同樣有益的。 在某些沒有歸屬的知識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個顯著特征，因為他們的公眾要求他們不停尋求新的刺激物，以復興已經(jīng)疲憊不堪的智力或美學上的嗜好。
茲納涅茨基不滿足于僅僅描述知識人的各種社會角色，他還為理解這些角色的轉化和取代過程提供重要的線索。 例如，他指出，某些宗教思想學派，只有當他們成功地將其成員與競爭對手學派隔離開來時，才能限度地實現(xiàn)他們自己的任務。當一個神學學派失去壟斷地位而被迫與其他學派競爭時，它不再依靠未經(jīng)檢驗的信仰，而是必須發(fā)展出合理的勸說模式。 相互沖突的信仰系統(tǒng)發(fā)出的挑戰(zhàn)，對于神學知識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過程做出了貢獻，原先由神學學者占據(jù)的領域，逐漸為世俗學者接替。懷特海曾經(jīng)指出，觀念沖突不是災難，而是一個機會。 茲納涅茨基會欣然同意這一點，尤其是觀念的沖突為以知識探索者的開放宇宙取代圣哲封閉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機會。
這幾個例子說明，茲納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于知識生活社會學之中，這足以使本書的讀者思考一些特殊的問題，并按他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這的確是對他的獎勵；他為未來的完滿的知識人社會學提供了一個貯藏有建設性的分析途徑與概念的倉庫。茲納涅茨基異常謙虛，不像他的許多前輩，他并沒有準備提供全部答案。 他的書是具有開放目標的學術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識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 他期待著未來的讀者成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門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