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寫作已逾30年之久。1986年的我曾是密克羅尼西亞雅蒲島的一位年輕的司法部長助理，遇到了一個基本不在國家法律體系之內運作的有效習慣法體系。這一經歷顛覆了我對法律的基本假設：先前我假定國家壟斷了法律。那時我還沒有聽說過法律多元主義（legal pluralism）。后來，在研究生階段學習法律理論，我不僅知道法律多元主義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常見現象，而且意識到大部分法律工作者和法學理論家完全不在意它。于是我寫了一系列文章來闡述法律多元主義：法律多元主義社會科學概念的愚笨（TheFolly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Concept of Legal Pluralism,1993），法律多元主義的非本質主義概念（A Non-Essentialist Conceptof Legal Pluralism,2001），理解法律多元主義（UnderstandingLegalPluralism,2008），法治和發(fā)展中的法律多元主義（TheRule of Law and Legal Pluralism in Development, 2011）以及多元主義法學的承諾與困惑（The Promise and Conundrums of PluralistJurisprudence,2019）。寫作本書時，我把這些文章置于一旁，以便提出更深入和廣博的理解。

我的目標是為任何對法律多元主義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份闡釋性導引。我也希望能夠對我們理解法律有理論上的貢獻。最后，關注歷史與當下的法律多元主義，對我們理解法律與社會多有啟發(fā)。

除卻身為律師的經歷以及作為法律理論家受到的訓練，一些個人理由使我身處撰寫這一主題的有利地位。莎利·福爾克·穆爾（Sally Falk Moore）是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碩士畢業(yè)論文指導老師。約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s）盡管一開始與我觀點相左，但卻逐漸彼此尊重。戈登·伍德曼（Gordon Woodman）和西蒙·羅伯茨（Simon Roberts）同我就法律多元主義有過多次精彩交流。莎利·恩格爾·梅麗（Sally Engle Merry）多年來在許多場合和我就彼此關心的夏威夷、法律多元主義及其他話題展開討論。羅杰·科特瑞爾（Roger Cotterrell）自我學術生涯伊始便一直是我在法律社會學領域的導師。馬克·格蘭特（Marc Galanter）和威廉·特維寧（William Twining）是我與之分享體會和討論各種個人及專業(yè)話題的老友。這些法律人類學、法律社會學以及法律理論領域的杰出學者，是第一代法律多元主義者中頂尖的思想家。我從他們的觀點中獲益良多，這本書受惠于他們所有人。

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杰米·別列津（Jamie Berezin）對本書的支持，以及對我拖延交稿日期的耐心。本書獻給我的姐姐，拉尼·塔瑪納哈·布羅德本特。我深深感恩拉尼在我們父母臨終前照料他們時作出的犧牲。盡管我無法報答，我以此題獻表達內心真誠的感激。謝謝你，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