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文化部會同中國文聯及有關協會、國家民委共同組織實施的“中國民族民間文藝十大志書集成”編撰工作在全國各地陸續(xù)啟動。其中的《中國戲曲志》和《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是有史以來系統、全面地匯集整理各地方戲曲藝術積淀、歷史面貌的集大成之作，是戲曲領域國家文化記憶的最具價值和完整性的載體，這項工程的實施主導者、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周巍峙喻之為“修筑中華民族宏偉壯麗的文化長城”，至少在戲曲領域看，并無過譽之嫌。這部《地方戲曲文獻匯編》主要匯集的是《中國戲曲志》編撰過程中部分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內部印行的資料性出版物，按各省區(qū)市分卷。
　　《中國戲曲志》和《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的編撰工作，動用了全國各省區(qū)市戲曲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其中又尤其是以文化部門所屬的各單位的學者為主體。這個群體多數是于20世紀40年代末的“戲改”工作中從外界一步跨入戲曲領域的，在親身參與“戲改”的過程中，他們對戲曲的認識與態(tài)度多數經歷了微妙的變化——從原先普遍將戲曲看成封建落后的文藝形式，逐漸變得親近和喜愛戲曲。在參與這項工作之初，他們多半基于新文化的觀念與立場，為把傳統戲曲中的毒素一掃而光，恨不得一夜之間完全用新的、主要是外來的藝術形式取代戲曲，但是多年接觸戲曲之后，逐漸被戲曲的魅力所擄獲，感情和立場都發(fā)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戲曲之所以能安然度過20世紀50年代的風云激蕩存留至今，就是和這批“戲改”干部情感和認識上的這種變化直接相關的，所以在整個“戲改”過程中，對傳統戲曲激進的批判與改革和要為傳統尋找繼續(xù)存在的理由與空間的“糾偏”的努力，始終是相伴隨的，而歷史地看，“糾偏”的努力似乎更像是“戲改”時期的主導方向�！皯蚋摹敝�后，“十大集成志書”的編撰讓這個群體再一次恢復了當年的文化責任感，因而表現出高漲的熱情。正由于有這樣的基礎，加上親身經歷十年動亂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在《中國戲曲志》和《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的編撰工作啟動之時，集中于文化部門的這個學者群體，他們對戲曲的深厚感情很快就轉化為努力工作的動力，其中很多人并不只是把集成志書的編撰工作看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因而更加投入。在我最初進入文化部門工作時，就曾經是這種狀態(tài)，只不過在很多年之后，我才能理解與領會這種工作熱情的源泉。但是也毋庸諱言，學術工作僅有熱情是不夠的，這個群體從整體上看，承擔集成志書編撰工作的心理準備和學術基礎都尚未達到理想狀態(tài)，因而最初的一段時間里，“補課”的任務其實很重，不僅是因其有強烈的文化責任感和對戲曲的深厚感情，還由于自覺地不同程度地完成了這項補課任務，才得以讓這項重要的文化事業(yè)最終獲得巨大成功。
　　《中國戲曲志》和《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的編撰工作史無前例，要實施如此之浩大的工程并使之圓滿完成，需要有更充分的準備，尤其是《中國戲曲志》的編撰，其文獻資料的積累基礎還遠遠不夠，顯然這是“補課”的核心內容。當時直接從事集成志書編撰的文化專家和學者們，一定比外人更清晰地了解這項工作的難度，盡管總編輯部并沒有這樣的要求，為解決本地集成志書編撰時資料文獻的嚴重缺失，就有一些省區(qū)市的文化部門自發(fā)地采取有效措施，開始做資料文獻方面的基礎性工作，動員和邀請當地各戲曲劇種的藝術家和曾經長期參與戲曲工作的當事人撰寫回憶文章，還在盡其可能的范圍內，翻檢搜集相關的歷史資料，并且以雜志的方式，編輯印行了大量資料匯編供編撰者參考。由于這些文獻資料主要是為了供戲曲集成志書編撰工作使用，所以基本上都是以非正式的連續(xù)出版物形式出現的。換句話說，這些非正式的雜志，是各地戲曲集成志書的編輯部同人們?yōu)榫帟鴷r面對的資料缺失所做的補課工作的成果，是編撰集成志書的副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