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化通史·明代卷》緒論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1644年春由于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入京城北京，其統(tǒng)治全國的政權宣告滅亡，而后福王在南京即位，建立起控制南部中國的個南明政權。1645年福王政權被清朝消滅，福王做了清朝的俘虜。后來又有魯監(jiān)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權的存在，直到1662年桂王做了清朝的俘虜，以朱氏子孫為首的控制中國南方部分地區(qū)的南明政權才后結束。但是，此后尚有鄭氏政權，沿用桂王的年號永歷，作為南明政權的后一支勢力存在于臺灣。1683年，鄭氏政權降清，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至此才算后終結。上述復雜的歷史狀況，使得明朝存在的時間下限存在多種不同的說法，或取1644年之說，或取1645年之說，或取1662年之說，或取1683年之說，各說皆有一定道理。而統(tǒng)觀其時中國大勢，在1644年以前控制中國大部分地區(qū)，作為中國政治生活中有力量的勢力為明朝，而至1644年春天之后，這一角色則被清朝代替。因此從宏觀的角度講，1644年春應視為中國明朝時期與清朝時期的分界線，在此之前應稱為明朝時期，在此之后應稱為清朝時期。有鑒于此，本卷在寫作過程中，遵循著以1644年為明朝存在的時間下限的分期主張，基本上將所論述的內容限制在13681644年的范圍之內，只有個別情況，稍有突破。
縱觀13681644年長達277年的明代文化，感受強烈的是其成就相當輝煌，并且特色鮮明，這些概括起來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七個方面。
，富于總結性。明代文化在許多領域，將中國人民在以前幾千年中創(chuàng)造的成果，作了詳細的回顧和整理，寫出了許多大部頭的總結性著作。如迄今部頭之大仍居類書首位的《永樂大典》，采用唐宋以來形成的按韻收字、以字系事的體例，以37000萬字的浩繁篇幅，對歷代文獻進行了分類大匯編，凡書契以來，經(jīng)、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y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著名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引用文獻225種，除歷代重要農書外，尤其大量引用明代農書，全書90%的篇幅為對前人成果的引用、整理。著名的藥物學巨著《本草綱目》，對作者在世時能看到的有關中文藥物學資料，作了相當完備的總結，書中所收1892種藥物中，總結舊有本草著作而來者達1518種。這些著作的出現(xiàn)，不僅能夠防止已有成就的失傳、散失，便于后人學習和繼承，而且溫故可以知新，有利于新知識的進一步創(chuàng)造和獲得。
第二，多有新進展。在繼承、總結前人成就的同時，明代文化的各個領域，也取得了不少新成績、新進展。如《本草綱目》中，所收藥物有374種是前人未嘗記述過的新品種，對于前人記載過的，也多有糾謬補遺之處。著名的科學技術百科全書《天工開物》中，所記內容多是通過作者調查研究而獲得的新知識。在文學藝術方面，篇幅空前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優(yōu)秀的古典長篇小說出現(xiàn)，清新真摯的民間小曲空前繁榮，十二平均律的創(chuàng)建使音律學上的旋宮難題得以解決。
第三，反映和適應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及其需要。明代文化的許多領域中，受到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繁榮的影響極為明顯。如明代數(shù)學書中收集的應用問題，與商品經(jīng)濟有關者甚多，或涉及利息計算，或涉及合伙經(jīng)營，顯示出商業(yè)數(shù)學的興盛。適應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數(shù)學計算日益增多、對計算工具之快捷方便提出了迫切要求的客觀情勢，明代的計算工具終由珠算盤代替了古老的算籌。在三言二拍以及其他文藝作品中，商賈和手工業(yè)者成了重要的角色，或描述其生活，或贊揚其相互間的友誼，或肯定其發(fā)財致富的事跡，這無疑是現(xiàn)實生活中商品生產和交換廣泛存在的寫照。在明代的出版物中，出現(xiàn)了許多商人編撰的士商用書:晉商李晉德編撰的《商客一覽醒迷》，記述了從商的經(jīng)驗以及商人的訓誡，徽商黃汴編撰的《天下水陸路程》，是根據(jù)各種程圖和路引匯編而成的明代國內交通指南，徽商程春宇編撰的《士商類要》，既記載了水陸行程，又記載了經(jīng)營知識和經(jīng)商經(jīng)驗等。這類出版物的出現(xiàn)，顯然是由于受到了商品經(jīng)濟空前繁榮情況下走南闖北的大小商人的實際需要的驅動。
第四，帶有濃厚的反傳統(tǒng)、沖擊封建網(wǎng)羅的近代啟蒙色彩。這在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想方面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如李贄反對把孔子的學說神化為萬古不變的教條和是非的標準，提出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非耳，反對封建禮教通過道學家們的仁義說教而絞殺童心，要求恢復真心，做真人，即沖破封建倫常的束縛，實現(xiàn)個性解放。公安派詩文作家主張詩文創(chuàng)作要隨時代而變化，要求表現(xiàn)作者的真感情、真性靈，反對復古模擬。為了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明初對各等級人士的服飾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但是現(xiàn)實生活中不斷出現(xiàn)逾制的現(xiàn)象，這在明中期之后尤其廣泛，所謂代變風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這類現(xiàn)象說明，在社會風俗方面，沖破封建網(wǎng)羅的潮流也頗為強勁。
第五，國內各民族互相影響、共同提高。如女真族早的文字即老滿文，是借用了蒙古文的字母來拼寫女真族的詞匯和句子。該族將遼、金、元三史以及其他許多漢文書籍翻譯成滿文(有的作了刪削)，加速了對漢族文化的吸收。蒙族人火源潔奉朱元璋之命以漢字翻譯蒙古文，成《華夷譯語》，大大方便了漢族人對蒙文的了解。蒙古族靈覺寺的壁畫，帶有漢族畫家仇英、徐渭畫風影響的明顯痕跡。該寺的主體建筑經(jīng)堂和大雄寶殿等，既有純藏式的磚墻，又有明顯的漢族宮廷建筑的種種特色。在明朝的欽天監(jiān)中，有許多回族天文學家供職于回回歷�？�，對中華民族天文學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西藏地區(qū)的許多寺院，其建筑材料、布局以及壁畫等方面，既有藏族雄偉壯麗、熱烈鮮艷的風格，又吸收了漢族斗拱、梁架、藻井等有特色的形式。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記載有壯族的藥物及其應用經(jīng)驗。漢族的中草藥在壯族地區(qū)也有流傳。
第六，中外交流，尤其是中西交流成效顯著。中國與外國在文化上進行交流，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在明代仍在繼續(xù)進行。與朝鮮、日本、越南等近郊的交流關系，跟明代以前狀況大體相同，一方面是交流頻繁而廣泛，另一方面是以中國文化更多地影響對方為特征。隨著鄭和下西洋和明中葉以后大批中國人移向南洋，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東非各國的文化交流也超過了以往的規(guī)模，先進的中國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了有益的影響。而這時引人注目的是中西交流開始大規(guī)模展開。伴隨著耶穌會士大批來華，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西方的天文歷法、數(shù)學、機械工程與物理、火器技術、地理、醫(yī)藥等自然科學技術，以及語言學、音樂、繪畫、哲學等傳入中國。為了使在華的傳教活動在歐洲本土獲得理解和支持，耶穌會士在來中國以后，也用寫信、著書等方式，將了解到的中國國情，包括中國的文化成就，通報給歐洲，從而使中國文化得以傳向西方。在這次東西文化的交流熱潮中，更多是西方文化傳入中國，與同一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以及其他亞非國家的交流有所不同。由于耶穌會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基督教，其介紹西方科學知識是當作便于傳教的一種手段，因而往往不盡所知，甚至為了宗教而曲解有關知識，加上明朝政府對西方科學知識缺乏全面的認識，所關心者只是與其行使政令及鞏固政權有關的內容，至于對生產日用極有價值的部分往往漠不關心，這些因素嚴重影響了其時西學東漸的實際效果。但這次中西交流畢竟規(guī)�？涨埃�其效果相當顯著，對促進中國的生產發(fā)展和社會進步，對提高中國人的科學水平和文化素質，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其在啟發(fā)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開闊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中國知識分子會通中西的意識漸趨強烈方面，尤其功不可沒。
第七，封建政府為推行政令，鞏固政權，積極參與文化事業(yè)。從推行政令、宣傳封建思想、鞏固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秩序出發(fā)，任何封建政府都積極參與文化事業(yè)，寓控制于推動、組織之中。明朝作為一個已經(jīng)進入封建社會晚期的封建王朝，對此表現(xiàn)得尤為積極。如在史學方面，洪武時修有《元史》，有明一代每位新皇帝即位都為剛去世的老皇帝編修實錄，萬歷時除修有《萬歷起居注》外，還開展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編修紀傳體本朝史的活動，天啟時修有《三朝會典》。在地理方面，景泰時修有《寰宇通志》。在制度專書方面，除弘治時修有《大明會典》外，而后此書又先后兩次續(xù)修。在儒家經(jīng)典方面，永樂時編有《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jīng)大全》。在佛經(jīng)方面，洪武、永樂年間，先后雕造了三部官版《大藏經(jīng)》。在自然科學方面，崇禎時撰有《崇禎歷書》。在類書方面，永樂時編有《永樂大典》。上述編修活動，規(guī)模都很大，對后世產生的影響相當深遠，而其進行的動機幾乎無不含有強烈的政治性。如編纂儒家經(jīng)典，目的在于提倡程朱理學，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編輯《永樂大典》，出發(fā)點主要在于藻飾太平，籠絡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