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24年5月17日，來意明確的一群人聚集在倫敦梅菲爾區(qū)阿爾伯馬爾街50號（50 Albemarle Street，Mayfair）。出版商約翰·默里雅致的住所見證了一系列歷史事件，尤其是11年前卡羅琳·蘭姆夫人的來訪。她當時憑一封偽造的信件帶走了喬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所繪的珍貴的拜倫像。默里是成功而謹慎的商人，拜倫給他起的綽號是“最膽小的上帝的書商"，他的聲譽和金錢都來自創(chuàng)造，而不是破壞。然而，這一天聚集于此的人即將面臨的情況卻截然不同。

自從這年4月份拜倫去世，那些希望捍衛(wèi)他名譽的人，都擔心其回憶錄將會不可避免地被眾多反對者所利用，成為抨擊他的武器。拜倫于1818年在意大利開始寫回憶錄，他寫信給默里說："我在考慮（為你準備中的全集）寫一些我的生活回憶……無意對活著的人作任何揭露或評論，這對他們來說是不愉快的。但我想回憶錄是可以寫的，而且能寫好。不過，此事還有待考慮�！比绻麑懙梦�婉得體是他的初衷，那么這樣的考量并沒有延續(xù)下去。到了8月，拜倫表示自己的回憶“充滿激情和偏見，我無法撇清——我沒有這樣的耐心"。

至于這些“微情和偏見”的本質，是不難想見的，我們明確地知道，拜倫在回憶錄中談論了他與安娜貝拉·米爾班克的失敗婚姻。1820年年末，他寫信請前妻校閱回憶錄，關于其中不留情面的內容，他毫不避諱地警告：“你不會發(fā)現(xiàn)對你的恭維之詞，沒有任何文字能引發(fā)我們曾經或者現(xiàn)在仍然幸福相守的遐思。"拜倫也可能試圖在回憶錄中回應（或承認）一些針對他的公開指責。他或許談到了高調的風流韻事，尤其是與卡羅琳·蘭姆以及他當時的情人特蕾莎·圭喬利相關的內容。拜倫甚至還可能談到他與異母姐姐奧古絲達·利之間的“不正常關系”，他一直只在寫給最親近朋友的信中才會用代號提及此事。

1820年，拜倫在回憶錄中增添了更多內容，并且請朋友托馬斯·摩爾在他死后操作出版事宜。摩爾在日記中寫道：

拜倫在續(xù)篇中說我建議他更全面地談一談戀愛細節(jié)。但如果沒記錯的話，我當時暗示的只是他在東方冒險的細節(jié)，因為敘述這些事情對任何人造成的傷害都是微乎其微的。

摩爾沒有說實話�；貞涗浀膬热菥哂幸�爆輿論的潛力，他在7月27日記錄：“默里愿意為回憶錄出價2000幾尼，條件是由我擔任編輯�！卑輦惵牭竭@個消息之后大感振奮，在默里耐心勸阻他之前，甚至一度考慮過立刻將其出版。

拜倫的一些朋友在他生前就已讀過其回憶錄，金奈爾德就熱情地稱贊道："寫得太棒了——第二部分有時會出現(xiàn)你的咒罵和毒誓。"回憶錄的抄寫工作在巴黎完成，以待出版，但其存在基本處于保密狀態(tài)，就內容而言，這或許是個明智的選擇。拜倫對摩爾說："當一個人的生平傳記問世之后，他總是看上去已經死了，我當然也活不過自己的傳記。"拜倫允許摩爾自由刪減回憶錄第二部分的內容，但必須保證第一部分——涉及他與安娜貝拉的婚姻——的完整性。摩爾答應了，他相信這一承諾要幾十年后才需兌現(xiàn)。到那時，回憶錄中描述的事件都已經是遙遠的陳年舊事。

所以，拜倫的早逝對摩爾來說既是文學界也是他個人的悲劇。他發(fā)現(xiàn)自己處境尷尬，不得不在這位已故詩人的朋友們面前，捍衛(wèi)其本來意愿。約翰·卡姆·霍布豪斯是拜倫最親近的好友之一，他的反應具有典型性：

我從最初的悲傷中走出來之后，決定即刻履行職責，保護朋友唯一留給我的東西——他的名聲。我想到了被他托付給托馬斯·摩爾，后出于某些考慮又存放在默里先生處的回憶錄。

霍布豪斯認為任何“有損他名聲的謠言”都不能外泄。絕大多數(shù)人包括奧古絲達都認同他的觀點，一致承諾將慎重處理相關的事物，回憶錄則是必須銷毀的，連面臨潛在巨額損失的默里都表態(tài)贊成�；舨己浪乖鴮懙溃�"我以為默里可能會阻撓銷毀回憶錄的計劃，這樣的揣測確實有失公正。"作為一名商人，默里曾計算過，對拜倫聲譽造成的損害以及隨之而來的銷售損失，可能會超過眼前的短期利潤。在這件事上，他聽取了文學評論家及《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編輯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的意見。吉福德應默里的請求讀了回憶錄，嚴肅地告訴后者，此稿“只適合在妓院里流傳，一旦出版，必定會讓B勛爵永遠蒙羞”。

眾人的意見幾乎一致，除了摩爾，他希望摘錄回憶錄的部分內容，用到他醞釀中的拜倫傳記中�；舨己浪惯�記錄了摩爾（或許不太誠實）的見解：“回憶錄的第一部分除了一則軼事外，沒有任何令人反感的內容……各式各樣的情色冒險都在第二部分。"大家建議摩爾把手稿交給奧古絲達，讓她按照自己的意愿處置。摩爾繼續(xù)爭辯道：“這是在給回憶錄冠上污名，這不是它應得的待遇。”要是摩爾有機會跟奧古絲達談一談，或許能爭取到暫緩銷毀回憶錄部分內容的機會，以此達成他的目的。不幸的是，霍布豪斯搶先一步，成功說服奧古絲達銷毀回憶錄，而且越快越好。

5月17日清晨，摩爾和霍布豪斯在拜倫曾居住過的奧爾巴尼公寓（The Albany）見面.霍布豪斯以"我確信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正人君子和拜倫勛爵的朋友，只有一條路可選”為由，威逼摩爾同意銷毀回憶錄的決定。目的達到之后，霍布豪斯把摩爾、默里以及他的朋友享利·勒特雷爾約到家中，在那里摩爾和默里發(fā)生了爭執(zhí)。前者仍想出版回憶錄的節(jié)選，而后者因為擔心引發(fā)丑聞，“聲色俱厲地反對，稱應當立即燒毀手稿”，就像未來的傳記作家摩爾早先同意的那樣。摩爾無可奈何地說，拜倫把回憶錄托付給了他，所以應該由他來決定如何處置。然而，默里給了他最后一擊，斷言“你的表現(xiàn)絕不像一個正人君子”。

此話有摩爾對金錢的興趣大于保護朋友名譽的意思，是強有力的也是嚴重的控訴，摩爾找不到合適的反駁之詞。他是唯一一個試圖保留哪怕一部分回憶錄并使之傳世的人，但這不能成為他的優(yōu)勢。當天在場的人，加上奧古絲達的代表威爾莫特·霍頓和安娜貝拉的代表道爾上校，再次聚集到默里的辦公室。摩爾最后一次試圖動之以情，提議將手稿封存，留待未來某日再做決斷。只有摩爾反對銷毀回憶錄，他向霍布豪斯抗辯道"我告訴過你我不同意燒書”，但在人數(shù)和票數(shù)上都占劣勢。鐵了心的霍布豪斯回答："不，你只說不會出現(xiàn)在燒書現(xiàn)場。"隨后，摩爾無助地看著一群人將回憶錄撕成紙片丟進壁爐，付之一炬。除了摩爾，在場的人都是帶著成就感離開的，他和霍布豪斯的友誼自此破裂。

盡管仍存在一些引人聯(lián)想的線索，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再也無法一睹回憶錄的內容。也許拜倫或者摩爾曾在巴黎或者別的地方秘密地留下了復本，它或許仍藏在某大型圖書館或落滿灰塵的檔案館中，不為世人所知。至于里面究竟寫了哪些毀人名譽的丑聞，我們只能作出一些猜測。

寫這本書，目的并不是重現(xiàn)回憶錄的內容。我希望通過重新審視一些鮮為人知的信件和日記，另辟蹊徑，揭示拜倫的朋友和遺稿保管人急于銷毀其回憶錄的原因——那部作品本可以讓我們加深對一個神秘人物的理解，并認識在其生命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女性。阿爾伯馬爾街的一把火燒毀了拜倫的手稿，卻毀不了他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