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20世紀初第一位嘗試理清個人無意識的現實狀況，并找到治療無意識方法的科學家。20世紀30年代初，艾里希弗洛姆從至今仍有效的發(fā)現著手，開始尋找通往社會無意識的路徑。他成功揭示了由個人所在的社會狀況所導致的某些個人的無意識結構與力量，并據此對社會本身的無意識作出社會心理學的論斷。1932年至1935年期間，弗洛姆在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社會研究雜志》（Zeitschrift fr Sozialforschung）上發(fā)表了對分析性社會心理學的方法與功能最重要的理論貢獻。

在整個科學工作中，弗洛姆追求的是揭示個人的社會無意識以及社會實體的無意識這一雙重目標。這種嘗試很快讓他看到了驅動力理論（drive theory）的局限性，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弗洛伊德正是憑借驅動力理論使其發(fā)現更具系統(tǒng)性、更有闡釋力。弗洛姆認識到，弗洛伊德驅動力理論決定的性欲理論（libido theory）無法為人性中存在的我們?yōu)橹畩^斗的重要激情提供合理解釋。如果說從學習社會學和撰寫論文開始，弗洛姆就已經發(fā)展出與社會心理相關聯的社會決定因素這一觀點，而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即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關于將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學相結合的討論又為他提供了重要術語來表述社會心理學理論，那么正是由于在30年代中期與患者相處的經驗，尤其是文化人類學見解和對母權制的研究，使他對弗洛伊德的驅動力理論發(fā)起了進攻。

1935年，一篇題為《精神分析療法的社會決定論》（E�备ヂ迥�，1935a）的論文發(fā)表在《社會研究雜志》上。這篇文章引起了雙重反應。在論文中，弗洛姆給了正統(tǒng)的精神分析，尤其是來自德國的、當時受國家社會主義庇護的精神分析一個進一步的理由，使其與既是猶太人又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他保持距離。但即使在社會研究所（1934年起設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弗洛姆的攻擊也沒有得到什么認可，反而引得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他開始疏遠，最終導致弗洛姆在1939年被排除在社會研究所之外。然而，弗洛姆確實喚起了人們的強烈興趣，與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有關的精神分析學家圈子以及以文化人類學為導向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對他尤為關注。

從1935年以后出版的著作來看，按照弗洛姆自己的理論發(fā)展，我們會發(fā)現在1941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出現之前有一段空白期。雖然他給這部作品做了一個簡短而非常有意義的補遺，題為《性格與社會過程》，總結了自己關于社會層面的心理結構的理論成果；但從社會性格的角度與功能來看，這篇補遺并不能讓人認識到他的思想體系，更無法說明在驅動力理論的哪些進步促使其提出了社會性格理論。

弗洛姆從1936年開始創(chuàng)作《逃避自由》。同年夏天，他在墨西哥逗留期間開始寫出自己對驅動力理論的看法。這在1936年12月18日寫給卡爾奧古斯特維特福格爾（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一封以前未發(fā)表的信中可見端倪。弗洛姆寫道：

不幸的是，我已經開始思考并再次書寫自己以為已經解決的問題我對弗洛伊德進行了根本性的重新審視。論證的核心是我試圖證明，那些促成社會活動的沖動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假設的那樣，是性本能的升華，而是社會過程的產物�；蛘吒鼫蚀_地說，是人類需要滿足其本能的對某些環(huán)境的反應。這些沖動原則上不同于自然因素，即滿足饑渴和性欲的驅動力。雖然所有的人和動物都有這些共同點，但除饑渴和性欲之外的，則是人類的特殊產物。心理學和社會學內部的問題是自然和歷史因素的辯證交織。弗洛伊德把心理學完全建立在自然因素上，這是錯誤的。
弗洛姆沒有將給維特福格爾的信中闡釋的精神分析理論公之于眾。直到后來，他才談及這一基于對人和動物之間差異的反思以及導致差異的自然與歷史因素相交錯的思考。在《自我的追尋》（Man for Himself）中，他講到人類的本質是存在論的二元對立；在《健全的社會》（The Sane Society）中，他反思了人類生存的具體條件和由此產生的心理需求。在弗洛姆出版的著作中，我們找不到他如何假定沖動不是基于性本能，也不是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樣源自力比多的發(fā)展；也找不到他為什么認為必須重新構建精神分析理論的基本觀點以公正地對待歷史因素，盡管他在上述給維特福格爾的信中提到了相關問題。

其實，弗洛姆在1936年和1937年就寫過他所謂的開創(chuàng)性文章。這篇文章本來計劃與研究所出版物一起發(fā)表，在1937年9月7日審稿時，沒有得到霍克海默和其他研究所成員的認可。因此，它從來沒有發(fā)表過，而且長期以來都被認為已經丟失了。在1937年9月10日給霍克海默的信中，弗洛姆寫道：就我關于基本原則的文章而言，你的批評給了我非常多的思考機會。由此我得出的結論是，目前的文章并沒有表達出我想要表達的內容，需要從根本上進行整改，特別是討論中提及的觀點。我仍然相信我所提出的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但確實認識到自己沒有能夠充分地表述出來。

弗洛姆的文章于1937年夏天被討論之后，在社會研究所的記錄中沒有再被提及。盡管如此，他仍在繼續(xù)創(chuàng)作，手稿頁數從58頁激增到83頁。也許是為了避免社會研究所的成員在出版時可能遇到的困難，也為了保有在其他地方出版的權利，弗洛姆自己著手將這篇文章翻譯成英文，并讓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喬斯通（Joe Stone）對譯稿進行了重新修改。這篇文章對弗洛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為什么它一直沒有出版，我們不得而知可能與他發(fā)表魏瑪德國工人階級心理學和社會學調查時的摩擦有關。1937年，弗洛姆正頂著巨大的壓力進行這項調查，而這份調查報告也從未被研究所出版。事實上，它只在1980年，即弗洛姆去世的那一年，才由沃爾夫岡邦斯（Wolfgang Bonss）編輯出版（E�备ヂ迥罚�1980a）。1938年夏天，弗洛姆在瑞士訪問時結核病復發(fā)。然而他最初被診斷為猩紅熱，滯留在達沃斯，一直到1939年1月。他不在研究所，再加上霍克海默拒絕再借錢給他，導致他的母親不能從納粹德國移民，這些都為他與研究所的決裂埋下了伏筆，至少在個人層面是這樣。而在理論層面，他1937年的開創(chuàng)性文章已經完成了決裂。

幸運的是，1991年，我在弗洛姆20世紀50年代存放于紐約公共圖書館的那部分文學遺產中找到了這篇原本以為已經失傳的文章。圖書館保管員曾將這份德文手稿列于作者不詳類別之下。然而毫無疑問，弗洛姆就是作者，因為這份德文手稿與1937年的開創(chuàng)性文章在主題上完全相同。此外，在文學遺產的同一門類里也找到了弗洛姆的英文譯本，其中包含斯通博士的全部修改建議。這意味著我們現在擁有的譯本展示了弗洛姆如何將自己的專業(yè)術語翻譯成英文的過程，這在他的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

這篇文章的發(fā)現和首次發(fā)表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這篇文章是弗洛姆社會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理論發(fā)展的核心，在我看來它大大促進了對其方法論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它對弗洛姆的學術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該文有助于我們理解弗洛姆為什么在精神分析學說中別無選擇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此外它還表明，這種特殊方式并沒有失去任何實際意義。另一方面，這篇文章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何身為非專業(yè)精神分析學家的研究所成員主要對正統(tǒng)精神分析驅動力理論的意識形態(tài)揭露功能感興趣，而不愿意配合重新制定精神分析理論，也因此與弗洛姆越走越遠。

如前文所述，這篇最初用德文寫成的文章（順便說一下，這也是弗洛姆用這門語言寫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和弗洛姆所做的英譯本，在另一個意義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在弗洛姆的全部著作中，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本篇更遵循他自己的概念演變。弗洛姆越來越多地用沖動來代替驅動力；為了回避與沖動一詞相關的本能的意味，他最終傾向于使用需求一詞。如果說在20世紀30年代初寫的文章中，他還在談論社會的欲望本性，那么現在他關注的是社會的典型性格在《逃避自由》（1941）中終于產生了社會性格。

1937年的文章標題為《對分析心理學的方法與目的的貢獻》，但沒有包含小標題或小節(jié)。為了避免將這篇文章與1932年題為《分析性社會心理學的方法與功能》（E�备ヂ迥�，1932a）一文混淆，我給1937年的文章起了新的標題以及小標題，在此將它與斯通博士當時所進行的語言上的修正一起完整轉載。此外，盡管許多段落的文體、語法或詞匯肯定可以徹底修改，但我還是決定不再進一步改寫。不過，對于語法或詞匯中的誤導性錯誤，或者在弗洛姆和斯通的譯文中原文意思顯得晦澀難懂的地方（盡管從德語原文中可以很容易理解），我們也允許稍作修訂。逗號也被酌情添加或省略，以使弗洛姆的德文用法更符合英文的習慣。所有其他非弗洛姆或斯通所做的補充和插入都用方括號［……］表示。

本書第二章以《心理需求與社會》為題，對1937年的文章進行了補充，部分再現了弗洛姆在1956年所做的演講。正如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1955a）中所闡述的那樣，這篇演講稿將他的驅動力模型視為需求模型，令人格需求與人格之外的社會需求之間的永久沖突得以凸顯。這篇題為《人與社會》的報告作為英文文本保存在遺產中，其結構類似于1956年弗洛姆用西班牙文發(fā)表的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其標題為《精神分析的哲學基礎》（Bases filosoficas des psicoan�~lisis），刊登于《心理學雜志》（Revista Psicologia）（E�备ヂ迥�，1956 c）。

弗洛姆對精神分析理論的新表述產生了深遠影響。在1937年的文章中，弗洛姆寫道：社會無非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而個人只能作為一個社會性的人生活。認真對待這一見解的人，不僅認為個體無意識主要由社會需求來決定，并用精神分析理論來分析社會心理，而且必須轉變對無意識的理解，從而使精神分析實踐建立在新的基礎之上。

在弗洛姆發(fā)表的作品中，很少有跡象直接表明他的社會心理學方法對治療實踐的影響。但他在1965年退休后確實打算發(fā)表此類著作。可是除了在遺著第3卷[《精神分析學的修訂》（The Revision of Psychoanalysis），1990a]中的出版內容外，在他的論文中沒有找到此類手稿。幾十年來，弗洛姆一直從事教學和督導分析師的工作，在紐約和墨西哥培訓了幾代分析師。他舉辦了許多講座和報告，在其中他追問了這些問題。1959年在紐約威廉阿蘭森懷特研究所（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舉辦的四場講座中，有三場作為記錄稿保存在他的遺產中，并以《心理治療實踐中對無意識的處理》為題發(fā)表在本書中。1959年5月的第一場講座沒有文字整理稿，但在內容上涉及對無意識和社會過濾器的新理解，正如弗洛姆在《精神分析與禪宗》（Psychoanalysis and Zen Buddhism）中所展示的那樣（E�备ヂ迥�，1960a）。1959年的三篇演講稿展示了弗洛姆與患者的特殊互動以及他在許多方面對精神分析實踐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敏銳洞察力。除了《傾聽的藝術》（The Art of Listening）（E�备ヂ迥�，1991a）所闡述的內容之外，這些講座還首次系統(tǒng)地給出了弗洛姆在精神分析這一核心應用中的立場。對于許多精通精神分析的人來說，這將是一次真正的發(fā)現。本書最后介紹了弗洛姆1975年在洛迦諾舉行的關于精神分析對未來的意義的演講。這篇演講稿在弗洛姆七十五歲生日當天舉行的研討會上備受矚目。研討會的主題是精神分析的可能性： 繼往開來精神分析對心理治療、倫理、宗教以及社會的意義。5月24日，弗洛姆本人在研討會開幕式上發(fā)表了這篇主題為《精神分析對未來的意義》的演講稿，美國心理健康基金會率先將其內容在美國出版。弗洛姆在這篇演講稿中也首次發(fā)展了一些思想理論。在《弗洛伊德思想的偉大與局限》（Greatness and Limitations of Freud�餾 Thought）（E�备ヂ迥�，1979a）中，弗洛姆又把這些理論部分地放大了。但與其他文獻不同的是，這篇1975年的演講稿通過其直率、批判與個人色彩表達了弗洛姆對精神分析的尊重。

由于弗洛姆用德文即興發(fā)揮了他的演講，因此有必要在語言和文體上對謄本進行改寫，以此作為本篇轉載的基礎。如同對所有演講稿和講座稿的重新加工一樣，我也在本講稿中插入了章節(jié)與小標題。與上文類似，我所做的所有遺漏或補充都用方括號［……］表示。

雷納芬克

圖賓根，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