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１

文明互鑒 求同存異





迫于泰西的堅船利炮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洋務運動開啟了改良的濫觴。但囿于技不如人，且非一朝一夕可以趕超，一些仁人志士又被迫轉(zhuǎn)向上層建筑和世道人心。及至百日維新，新國家必先新風氣、新風氣必先新文學被提上日程。這也是五四運動借文學發(fā)力，別求新聲于異邦的主要由來。

是以，從古來無史、不登大雅的文學著手，著眼點卻在改天換地：梁啟超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檄文，陳獨秀、瞿秋白、魯迅、胡適等前赴后繼，文學革命蔚然成風，并逐漸將涓涓細流匯聚成文化變革的浩蕩大河。

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文學始終是狹義文化的中堅。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高度重視文學發(fā)展和文明互鑒，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后不久，又提出了不忘本來，



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此乃大同精神所自也、最大公約數(shù)所由也。如是，建設文化強國寫進了我國的十四五規(guī)劃，這不僅彰顯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強國的動能。



一

《周易》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謂人文化成，文化在中華傳統(tǒng)思想中幾乎是大道的同義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繼承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不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脈，而且也是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頭活水，更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變幻中站穩(wěn)腳跟的堅實基礎。同時， 海納百川地吸收世界優(yōu)秀文化成果不僅是不同國家和人民之間交流的需要，也是提升個人修養(yǎng)的妙方。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早在漢唐時期，兼收并蓄、取長補短便是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不二法門。

習近平總書記又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中明確提出，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多么令人感奮的誓言！這是對天下為公 和為人民服務思想的現(xiàn)實闡發(fā)，也讓我想起了老莊思想中遵循天時 人心的原則。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尊崇最大公約數(shù)：除基本的民族立場外，還包含了世界各民族自主選擇的權(quán)利。這是兩個層面的最大公約數(shù)，與之對立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單邊主義和霸權(quán)主義。

作為人文學者，我更關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誠所謂有比較才能有鑒別，中華文化崇尚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樂善好施、諧和萬邦；同時，中華文化又提倡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當然，中華文化并非一成不變，更非十全十美。因此，見賢思齊、有容乃大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基本信條之一，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將導致悲劇和苦果。當前，我國文化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方興未艾，學術(shù)領域更是百花齊放，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這充分顯示了我國的開放包容和建構(gòu)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自百日維新和五四運動以降，我國摒棄了文化自足思想，從而使西學東漸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具體說來，二百年西學東漸不僅使我們獲得了德先生和賽先生，而且大大刺激了我們麻木已久的神經(jīng)。于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女權(quán)主義、生態(tài)思想等眾多現(xiàn)代文明理念得以在中華大地發(fā)揚光大。

西方的崛起也曾得益于東學西漸。設若沒有古代東方的貢獻，古希臘羅馬文化的發(fā)展向度將不可想象，兩希文明也難以建立。同樣，在中古時期和近代，如果沒有阿拉伯人通過百年翻譯運動給西方帶去東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我國的四大發(fā)明），就沒有文藝復興運動和航海大發(fā)現(xiàn)。

總之，豐富的文化根脈、無數(shù)的經(jīng)驗教訓和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不僅使中華民族在逆境中自強不息，而且自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和新時代以來，也益發(fā)奠定了國人求同存異的民族品格。



二

人說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后者就像身份證。而我更樂于用基因或染色體比喻文化。大到國家民族，小至個人家庭，文化是精神氣質(zhì)，是染色體，是基因。它決定了各民族在國際交往中既有發(fā)展變化，又不易被淹沒的活的魂靈。

如今平心而論，我們依然是發(fā)展中國家。硬件上尚有不少卡脖子的問題，軟件和細節(jié)方面就更不必說。我們需要向西方學習和借鑒的地方還有很多。而文學藝術(shù)不僅是世道人心的載體， 也是文明互鑒中不可或缺的航標。

前輩錢鍾書先生一直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 道術(shù)未裂。古人則有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 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之謂。人需要借鏡觀形、換位思考、取長補短，民族、國家亦然。

有鑒于此，我真誠地祝愿閱讀世界文學巨匠系列叢書順利出版，祈中華文化在吐故納新、溫故知新、不斷鼎新中茍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原所長， 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陳眾議

序２

匿名的共同體與回家的召喚

24 年前，費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包含著兩層意思：首先，要對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規(guī)律、預示未來；其次， 不斷與異文化交流并尊重差異，攜手共同發(fā)展。這一概念的提出時值全球一體化之初，借由他者體認自我的意識不可謂不高瞻遠矚。

今時今日，我們說不同文明之間要平等對話、交流互鑒、相互啟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覺：知自我從何而來、到何處去， 知不同于我者為差異及補充。

但具體而言，自我體認如何與他者相關？可試從我熟悉的翻譯說起。

幾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稱在土星的標志下來到這個世界的本雅明將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巴黎風貌》譯為德文，并撰寫了譯序，題為《譯者的任務》。在這篇譯序中，本雅明談翻譯， 實際上也在談認知及語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闡述了三個問題：

其一，文學作品是否可譯；其二，如果原作者不為讀者而存在， 我們又如何理解不為讀者而存在的譯作；其三，翻譯的本質(zhì)為何。為此，本雅明打了一個比方。他將文字比作樹林，將作者看

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譯者則是林外縱觀全局、聞語言回聲之人。文學作品如若繞圈打轉(zhuǎn)，所及無非枯木，向上無以萌芽刺破天空， 向下無根系網(wǎng)織土壤、吸收營養(yǎng)、含蓄水分，又何來可譯的空間？ 可譯不可譯的問題便化為有無翻譯的空間及價值的判斷。文林呼喚作者入內(nèi)，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讀者的呼喚，而文林又非無動于衷的死物，始終在生長、變化，身于林外的譯者眼見這一錯綜復雜的變遷，所領略的只能是變化的共同體原作生命的延續(xù)，也非讀者的期待。翻譯，便是無可奈何地眼見原作的變化、語言間的差異，在自身誕生的陣痛中照看原作語言的成熟過程，真正的翻譯，因為表現(xiàn)出語言的變化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互補關系，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

若非差異，若非差異構(gòu)建的空間廣闊，若非差異空間的變化與生長之永恒，何來交流之必要，又何談翻譯？

四十多年后，法國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閱讀了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寫下了《翻譯》一文。布朗肖說，翻譯確實可貴， 文學作品之所以可譯，也的確因為語言本身的不穩(wěn)定性與差異，所有的翻譯棲息于語言的差異，翻譯基于這一差異性，雖然從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異。但是，作為母語的他者，外語喚醒的不僅僅是我們對差異的感知，更重要的，還有陌生感。對于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母語，因為外語的比對，我們竟有如身臨境外偶然聽到母語一般，忽然之間竟有一種陌生的感覺，仿佛回到了語言創(chuàng)造之初，觸及創(chuàng)造的土壤。

20 世紀 20 年代，德國作家本雅明閱讀、譯介法國作家波德萊爾，寫下了世界范圍內(nèi)影響至深的《譯者的任務》。20 世紀70 年代，法國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閱讀德國作家兼翻譯家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寫下《翻譯》，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后現(xiàn)代主義的代表人物。可見，翻譯不僅從理論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實踐中解釋并促進著跨文化的交流與不同文明的互鑒。

文之根本，在于物交雜而變化、生長，文化之根本在于合乎人類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號，既可供族群身份認同，又可以遺產(chǎn)的方式薪火相傳。簡單說，文化更似一國之風格。閱讀世界文學巨匠系列叢書，具有啟迪性的力量，首輯選取了 10 國10 位作家，有荷馬（希臘文）、塞萬提斯（西班牙文）、但�。ㄒ獯罄�文）、卡蒙斯（葡萄牙文）、歌德（德文）、雨果（法文）、普希金（俄文）、泰戈爾（孟加拉文）、馬哈福茲（阿拉伯文）、夏目漱石（日文）一個個具有精神坐標價值的名字，撐得起文學巨匠的名頭，不僅僅因為國民度，更因為跨時空的國際影響。我們的孩子從小便從人手一本的教科書或課外讀物中熟悉他們的名字與代表性作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的風格似乎代表了各國的風格。當哈羅德？布魯姆談文學經(jīng)典所帶來的焦慮時，同時表達著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進入經(jīng)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 表現(xiàn)、喚醒并呼喚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當我們比對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爾及其作品時，比對的更像是俄羅斯、德國、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與風骨。偉大的作品往往沒有自己的姓名，匿名于一國的文化基因，似乎將我們推向文化誕生之初， 讓我們更接近孕育的豐富與創(chuàng)造的可能。在這一基礎上，如上文所說，作為文化的他者，他國的文學巨匠將喚醒我們對于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讓我們離文化的誕生之地又進了一步。

至于文明，則是社會實踐對文化作用的結(jié)果，作為一國制度及社會生活成熟與否的尺度及標準，不同文明有著各自更為具體的歷史、人文因素與前行的目標。尊重文化間的差異，鼓勵不同文化的平等對話與交流互鑒，既是文明的表現(xiàn)，更是文明進一步繁榮的條件。差異構(gòu)建的多元文明相互間沒有沖突，引發(fā)沖突的是向外擴張的殖民制度與階級利益，極力宣揚自我姓名甚至讓其成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與階級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費孝通先生所暢想的美美與共的人類共同體，便是基于文明互鑒的匿名的共同體。

差異與陌生引領我們步入的并非妥協(xié)與殖民擴張之地，而是匿名于世界與國際的共同體。

我們試圖從翻譯說起，談他者之于文化自覺與文明互鑒的重要性，也談經(jīng)典之必要，翻譯之必要，因為正如本雅明所說，一切偉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間包含著它的潛在的譯文；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最高的真實性�！妒ソ�(jīng)》不同文字的逐行對照本是所有譯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套叢書，集翻譯、闡釋、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為一體，因為更立體的差異與更強烈的陌生感，或許可以成為作品、文化與文明創(chuàng)造性的強大生命的延續(xù)。

最后，仍然以本雅明這一句致敬翻譯、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的努力：有時候遠方喚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種回家的召喚。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翻譯協(xié)會常務副會長

許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