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版《飛鳥集》例言

譯詩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原詩音節(jié)的保留固然是絕不可能的事!就是原詩意義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難。散文詩算是最容易譯的，但有時也須費十分的力氣。如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葉集》便是一個例子。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有許多詩中特用的美麗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動的。在一種文字里，這種字眼是“詩的”是“美的”，如果把他移植在第二種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當(dāng)?shù)暮米�，便是把原意丑化了，變成非“詩的”了。在泰戈爾的《人格論》中，曾討論到這一層。他以為詩總是要選擇那“有生氣的”字眼，——就是那些不僅僅為報告用而能融化于我們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損壞它的形式的字眼。譬如在英文里，“意識”(consciousness)這個字，帶有多少科學(xué)的意義，所以詩中不常用它。印度文的同義詞chetana則是一個“有生氣”而常用于詩歌里的字。又如英文的“感情”(feeling)這個字是充滿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即孟加拉文)里的同義詞anubhuti則詩中絕無用之者。在這些地方，譯詩的人實在感到萬分的困難。第二，詩歌的文句總是含蓄的，暗示的。他的句法的構(gòu)造，多簡短而含義豐富。有的時候，簡直不能譯。如直譯，則不能達(dá)意。如稍加詮釋，則又把原文的風(fēng)韻與含蓄完全消滅，而使之不成一首詩了。

因此，我主張詩集的介紹，只應(yīng)當(dāng)在可能的范圍選擇，而不能——也不必——完全整冊地搬運過來。

大概詩歌的選譯，有兩個方便的地方：第一，選擇可以適應(yīng)譯者的興趣。在一個詩集中的許多詩，譯者未必都十分喜歡它。如果不十分喜歡他，不十分感覺得它的美好，則他的譯文必不能十分得神，至少也把這快樂的工作變成一種無意義的苦役。選譯則可以減滅譯者的這層痛苦。第二，便是減少上述的兩層翻譯上的困難。因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譯的詩，不必譯出來。譯出來而丑化了或是為讀者所看不懂，則反不如不譯的好。

但我并不是在這里宣傳選譯主義。詩集的全選，是我所極端希望而且歡迎的。不過這種工作應(yīng)當(dāng)讓給那些有全譯能力的譯者去做。我為自己的興趣與能力所限制，實在不敢擔(dān)任這種重大的工作。且為大多數(shù)的譯者計，我也主張選譯是較好的一種譯詩方法。

現(xiàn)在我譯泰戈爾的詩，便實行了這種選譯的主張，以前我也有全譯泰戈爾各詩集的野心。有好些友人也極力勸我把它們?nèi)�譯出來。我試了幾次。但我的野心與被大家鼓起的勇氣，終于給我的能力與興趣打敗了。

現(xiàn)在所譯的泰戈爾各集的詩，都是我所最喜歡讀的，而且是我的能力所能譯得出的。

有許多詩，我自信是能夠譯得出的，但因為自己翻譯它們的興趣不大強烈，便不高興去譯它們。還有許多詩我是很喜歡讀它們，而且是極愿意把它們譯出來的。但因為自己能力的不允許，便也只好舍棄了它們。

即在這些譯出的詩中，有許多也是自己覺得譯得不好，心中很不滿意的。但實在不忍再割舍它們了。只好請讀者賞讀它的原意，不必注意于粗陋的譯文。

泰戈爾的詩集用英文出版的共有六部：

(一)《園丁集》(Gardener)

(二)《吉檀迦利》(Gitanjali)

(三)《新月集》(Crescent Moon)

(四)《采果集》(Fruit-Gathering)

(五)《飛鳥集》(Stray Birds)

(六)《愛者之貽與歧路》(Lover’s Gift and Crossing)

但據(jù)B.K.Roy的《泰戈爾與其詩》(R.Tagore：The Man And His Poetry)一書上所載，他用彭加利文寫的重要詩集，卻有下面的許多種：

Sandhva Sangit，Kshanika，

Probhat Sangit，Kanika，

Bhanusingher Padabali，Kahini，

Chabi O Gan，Sishn，

Kan O Komal，Naibadya，

Prakritir Pratisodh，Utsharga，

Sonartari，Kheya，

Chaitali，Gitanzali，

Kalpana，Gitimalya，

Katha.

我的這幾本詩選，是根據(jù)那六部用英文寫的詩集譯下來的。因為我不懂梵文。

在這幾部詩集中，間有重出的詩篇，如《海邊》一詩，已見于《新月集》中，而又列入《吉檀迦利》，排為第六十首�！讹w鳥集》的第九十八首，也與同集中的第二百六十三首相同。像這一類的詩篇，都照先見之例，把他列入最初見的地方。我的譯文自信是很忠實的，誤解的地方，卻也保不定完全沒有。如讀者偶有發(fā)現(xiàn)，肯公開地指教我，那是我所異常歡迎的。

鄭振鐸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