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我一直在想，圍繞立松和博與賣淫貪污案的關系所發(fā)生的那些事情，必須以某種形式寫出來，于是在他從丸之內警署釋放后再次住院的前田外科分院的病房里，我征得了他本人的同意。
當時，立松感受到報社的方針正在走向戰(zhàn)敗處理，他的情緒異常低落，看著令人痛心。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他開始通過毒品來排遣苦惱。
立松和博被扣上新聞造假的污名，在報社內部和社會上被埋葬，對我來說是無法忍受的。立松有信心，相信自己得到的情報是正確的。我一直在考慮，如果報社選擇走與檢察機關及其背后的政治權力妥協的道路，對無可替代的他見死不救，那么站在他身邊的我就必須代替他本人，向全社會訴說事情的真相。
現在回想起來，晚輩如我，得到發(fā)表機會的可能性極小，那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計劃，但當時我所能看到的只有這一條路。
如果把這件事付諸實施，我的筆不僅要指向檢察機關和政治權力，還將不得不指向在其壓迫面前屈服的讀賣報社。因此，辭職就成了前提。
立松，咱們一起辭職吧。
這樣被逼迫的事情也不是一兩次了。我入社時間不長，所以對職場的依戀也就相應淡薄一些。
關于辭職后的安身之計，我模糊地想著和現在差不多的營生，當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把握。前路不可測，只有憤怒之火在燃燒。
立松對我辭職的邀請沉默不語。不久，那篇問題報道被全面撤銷，整個事件落下了帷幕。
解除停職處分后，立松不得不在報社內忍受著被養(yǎng)著等死的狀態(tài)。對于自尊心比別人強一倍的他來說，這無疑是一種難以忍受的屈辱。但是，他并沒有主動辭職。
我怎么也不能認為立松是為了生活而賴在報社不走。因為沒有人像他那樣毫無疑問地失去了作為生活者的感覺。
立松死后，我有時會想，如果他沒有當報社記者，那么他會從事什么樣的職業(yè)呢？我一個也想不出來。
有個詞叫天職，對立松而言，報社記者就是天職。此外，他的天賦是在戰(zhàn)后這個滿是波折、無序但又充溢著自由豁達風氣的時代開花結果的。
然而，讓立松春風得意的時代并沒有持續(xù)很長時間。在保守統(tǒng)治體制被確立的同時，報紙的體制化也在推進。從報社內部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管理體制的強化，即使立松在賣淫貪污報道方面沒有受挫，他也會被奪走華麗的出場機會。
我認為，立松所放出的各種獨家新聞，并不是從言論自由知情權等新聞界的冠冕堂皇的話語中產生的。他的采訪活動與眾不同，就同他對周圍的人一個接一個地搞惡作劇，或者想方設法讓眾多女性敞開心扉一樣，是為追求個人的滿足。
為了取得成功，立松施展了自己的奇才，而且不惜時間、精力和金錢。他作為職業(yè)報社記者自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對于與其說是職業(yè)意識，不如說是被業(yè)所驅動而勇往直前的立松來說，不可能存在在采訪競爭中與他較量抗衡的人。就這個意義而言，立松是一個稀有的存在。
如正文中所寫，立松的這種實的一面，只是與報紙版面發(fā)生關聯。當這種關聯羈絆被切斷的時候，他剩下的只有空虛。
要想描述出甘心于等死狀態(tài)的立松的內心，用留戀依戀之類的詞語是不合適的。他不可能找到一種遠離報紙版面的生存方式。再說一遍，因為他的實的一面，只是與報紙版面發(fā)生關聯。
在這部作品的寫作采訪中，與立松關系密切的曾經的職場同事們，雖然表達方式不同，但有兩件事他們是異口同聲地表達出來的。其一是，像立松這樣的報社記者絕無僅有，以后絕對不會再出現了；其二是，如果他還活著，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來他現在的樣子。
在報社記者上班族化的今天，不可能出現第二個立松；萬一出現了，那他一定會被組織鏟除掉。那個雖然貧窮但很少被束縛的戰(zhàn)后時代，那個在被賦予的言論自由下有些過于得意忘形但卻充滿活力的讀賣社會部，還有那樣一個人，那樣一位新聞工作者，那個雖然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卻擁有非凡魅力的前輩立松和博，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這些越來越吸引我的心。這讓我不能不想到我的所失是多么巨大。
從前田外科分院那個時候開始，我花了25年時間才完成這項繁重的作業(yè)。如果早一點寫的話，恐怕在作品中只會浮現出對故人舊友的那種心情吧。我認為將作為寫作者的我與故人剝離開，經過一番歲月是必要的。
或者，作品中也可能會有損害故人名譽的地方，給遺屬帶來不快。對其他登場人物我也有同樣的擔心。如果是那樣的話，那就太令人于心不安了。
我不想讓此書結束于唱給立松和博個人的安魂曲。進一步講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寫作過程中，洛克希德事件指發(fā)生于1976年的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為出售飛機向日本政界行賄案，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因接受美國洛克希德公司5億日元賄賂，犯有受托受賄罪和違反外匯管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罰款5億日元。該事件與昭和電工事件、造船丑聞事件、里庫路特事件并稱日本戰(zhàn)后四大丑聞事件。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意識。我是真心希望檢察機關公正、新聞自由得以實現的一個人。
如果說通過這部拙劣的作品，讀者能從中有所裨益的話，那是以立松家為代表的多方人士鼎力相助的結果。本應在此一一列出姓名以表謝意，卻不得已而作罷，尚祈諒解包涵。
講談社文藝圖書第二出版部副部長小田島雅和先生，他從我采訪開始到完稿整整3年時間里，給了我非同小可的幫助；《現代小說》從昭和五十七年（1982）9月號開始的一年中連載本作，該刊編輯謹岡啟司先生始終對我鼓勵有加；文庫第二出版部的生越孝先生，為本作的文庫化不辭辛勞。最后，我要向他們一并致以衷心的謝意。
本田靖春
昭和六十一年（1986）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