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一切神靈保佑你
——梅里 《 佛耳山歌 》 序


馮立三
剛剛為受到陳建功、閻晶明、吳秉杰、王瑋、劉建東、胡學文、張輝利等北京與河北省作家、評論家一致喝彩的秦皇島盧龍人梅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河戒 》寫過序，本不該再為梅里的第二部長篇《 佛耳山歌 》寫序，但秦皇島文學界的朋友們執(zhí)意如此，我不愿拂其美意，只得應命。
《 佛耳山歌 》有令人驚心動魄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和嚴峻性。

愿一切神靈保佑你

——梅里 《 佛耳山歌 》 序

馮立三

剛剛為受到陳建功、閻晶明、吳秉杰、王瑋、劉建東、胡學文、張輝利等北京與河北省作家、評論家一致喝彩的秦皇島盧龍人梅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河戒 》寫過序，本不該再為梅里的第二部長篇《 佛耳山歌 》寫序，但秦皇島文學界的朋友們執(zhí)意如此，我不愿拂其美意，只得應命。

《 佛耳山歌 》有令人驚心動魄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和嚴峻性。

與其把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一廂情愿地描繪成既紓解人心又復蘇大地的溫柔的春風化雨，毋寧把它看作摧枯拉朽地掃蕩已為人民所拋棄的舊的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暴風驟雨。它召喚新的意識、新的人物，也激發(fā)新的矛盾、新的丑惡，新的善與新的惡，聯(lián)袂而出，交相輝映，此消彼長，同存共榮。未來農村尚不能清晰逆料，但可預見的是，經歷了無數艱難困苦，常常是茍延殘喘、嗷嗷待哺的中國農民必須獲得休養(yǎng)生息之美政、勤勞致富之自由，不能再走置農民的現實生存需要于不顧，而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所謂“大躍進”式的主觀冒險竭澤而漁激進狂悖之路。曾經幾乎是獨立地養(yǎng)育中華民族，現在也仍是養(yǎng)育中華民族的重要依恃的中國農民，不可能永遠心甘情愿地、毫無作為地、自憐自嘆地忍受“弱勢群體”這一被現代政治強行安排的悲愴命運。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偉大業(yè)是光榮收場還是被迫改弦更轍、阿彌陀佛，最終將取決于農民的態(tài)度。

在中國農民整體性地處于弱勢群體地位的基礎上，建設現代民主政治國家可能會存在問題，可能有不虞之災、無妄之災。嚴重的問題不是教育農民，而是體恤農民，用新的價值尺度和道德原則重新厘定農民的勞動價值；國家規(guī)定農產品價格是必要的，但這種規(guī)定不能僅僅著眼于國家工業(yè)化的需要，而應該向著農民勞動的特殊性和穩(wěn)定中國農民群體需要，總之向著維護中國農民的利益傾斜。當在歷史限制之下，農民來自農產品的收入，遠不及農民應得之實際利益時，農民應當獲得關于農產品價格的相應補償，以免社會激變?yōu)閲乐氐膬蓸O分化，農民整體性滑落為弱勢群體，而使社會失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一時性的政策，不能把它事實上當成長遠的基本的方針。

不論作家梅里的主觀傾向如何，《 佛耳山歌 》對當下中國農村的描寫，真實、真切、凌厲、嚴峻。我不敢說小說中頻頻描寫的關于失地農民所謂“伺機鬧事”、“要挾行政”、“窮兇極惡”諸場面，屬于官逼民反還是屬于刁民滋事，但那是對農村社會矛盾的集中的、強烈的、尖銳的現實主義描寫，則是毫無疑問的。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是一時偶然得利的，還是終究必會受損的，對于農民而言，失去土地，便意味著喪失安身立命的前提，喪失靈魂和歸宿的毀滅性的災難。在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中，有時作家對生活的主觀評說，遠不及作品對生活的客觀的、毫無諱飾——不因作家主觀好惡而加以絲毫歪曲的現實主義描寫，來得重要。我們常常忽略作家筆下的價值連城的生活描寫，而津津樂道于作家的支離破碎的、自相矛盾的、言不及義的政治告白。馬克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肯定巴爾扎克的《 人間喜劇 》是“從根本上動搖著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樂觀情緒”的“現實主義的（ 而不是保王黨的——引者注 ）偉大勝利”。歲月不居，時勢變異，那些議論有可能會變得毫無意義，而那些鐵鑄般的真正來源于生活的生活圖景，卻不因時局動蕩、歷史浮沉而改變其認識和審美的價值。

游民階層，即毛澤東主席在其《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一文中論述過的流氓無產階級——尤其是在社會動蕩或轉型時期——是中國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過去他們曾經建立過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割據王國，或取代舊政權的新朝代。在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戰(zhàn)爭中，他們中的一部分也曾成為中國武裝革命斗爭中的重要力量。其中的佼佼者甚至逐漸演化成中國革命傳奇式領袖人物而彪炳史冊。當前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游民，已是弱勢群體中的極弱者。他們的思想動向反映了中國社會矛盾的激烈程度和某種可能的發(fā)展趨勢。小說深含規(guī)勸并且生動地描寫了他們的現實境遇：作為游民，他們身份尷尬，心理失衡；作為窮人，他們處境艱難，自感卑微。二者相激，他們心有不甘，不平則鳴，但還說不上是野心勃勃，圖謀不軌。作家不把他們涂抹成一群卑劣的社會渣滓，而是不乏同情地表現他們雖處悲涼屈辱境地而仍不失個人尊嚴的人格自愛。既是具有流氓無產者色彩的“死硬的上訪專業(yè)戶”，又是內心世界沸騰著勞動者的尊嚴感的可悲憫的人物。郭有田這個帶有普遍社會意義的藝術形象的成功塑造，是《 佛耳山歌 》的重要成績。

一般來講，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并不存在無理糾纏聚眾要挾的上訪者。沒有人敢跟政府無理糾纏。聚眾要挾形同自蹈死地。所謂“死硬的上訪專業(yè)戶”，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有迭經冷落、哭訴無門的一腔冤屈。我們常常見到的是這些人蓬頭垢面、風餐露宿、食不果腹，宿不庇寒，滿面愁容，有病硬扛，瑟縮在各級政府上訪接待站門前，排隊等候各級官員應付式接待，隨時可被收容、驅遣的凄涼的情景，而不是這些人如何橫行霸道、魚肉鄉(xiāng)里、目無政府、藐視王法、窮兇極惡、鋌而走險、編造案情、捉弄地方的流氓無產者的小丑式跳梁。

到處存在的大量上訪者，不是社會的福音，有權、有責、有辦法、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們，不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是把他們看成是社會的“不和諧因素”，反感、厭惡、遮掩、敷衍，或變相驅趕、無理鎮(zhèn)壓，這顯然是與我們社會的民主化進程與安定團結的政治期許背道而馳的。

物不平則鳴，同時寄希望于各級政府，是上訪者之所以為上訪者，乃上訪者的存在的合理性。這里不存在脫離憲法、法律的無政府肆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與喜歡文過飾非的官僚政客與隨聲附和的墮落文人沆瀣一氣。我們的任務是與人民一道創(chuàng)造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太平世界，而不是用瞞和騙，用圍追堵截制造所謂安定和諧的假象。

這并不是說，改革開放沒有為廣大農民提供任何利益。不！毫無疑問，農民是改革開放時代和政策的極大的受益者。中國農民從作為勞動力的本身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需要出發(fā)，最早提出關于農村經濟制度的改革的設想。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的奠基人和基本力量之一。中國農村長期處于相對落后狀態(tài)，不是農民的錯誤。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農民、中國農村、中國農業(yè)，發(fā)生著向著提高農民的物質、文化水平的方向的巨大變化。中國農民的“絕對貧困化”狀況基本結束了。問題是中國農民的“相對貧困化”狀況依然嚴重。“絕對貧困化”使農民根本無力走出自己封閉的村莊，“相對貧困化”使他們中的活絡分子有可能走進城市，個別政治敏感、長期蟄伏民間善于捕捉機遇的農村拔尖人物，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轉眼間變成“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一躍而為新農村的名門望族。命蹇福薄者則在天災人禍、威逼利誘下，喪失土地而成為游民。廣大的農民階層淪為持久的弱勢群體地位，是我們必須嚴肅正視的嚴重社會問題，它是需要我們杜絕空話、埋頭苦干、千方百計，以從未有過的勇氣和智慧，予以根本性扭轉的一項重大的、復雜的、艱巨的歷史任務。

郭有田有這樣兩段重要的政治言論：“可以這么說，蔣學仁、賈德正、陸希順等就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你、陸崢嶸、秦勉、李松山等人就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新產生的腐敗分子；我們就是無產階級，是窮人。綜觀全國，無論城市還是鄉(xiāng)村，貧富分化日趨突出，兩個階級的矛盾還在加劇，遲早，無產階級會對你們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實行徹底的革命……”；“沒有共產黨領導我們，我相信還會有驢黨、馬黨來領導我們鬧革命。我就是《 暴風驟雨 》里的那個趙光腚，我們就會重新拿起槍桿子革蔣學仁、賈德正你們這些小韓老六的命，只要有那一天，我郭有田一馬當先，萬死不辭……”。

這是同時體現著時代性、民族性、階層性、個體性，又強烈地顯示其政治視野、政治判斷、政治謀劃的某種類型人物的典型語言。這種語言不可能出現在過去，也不可能出現在未來，而只能產生在當前，是當前時代一個特殊群體憤激的心聲，很能表現作家體察、提煉人物思想及其語言的勇氣、敏感和概括力。這在當前小說創(chuàng)作中幾乎是空谷足音。文學創(chuàng)作以作家對生活有所發(fā)現為前提，不以圖解他人思想為能事。此乃適例。

但這不是科學的表述。郭有田所代表的走投無路的失地農民群體，至今還沒有他們的成熟的政治思想文化代表。郭有田這些激烈的情緒化的語言，代表的有可能是他所從屬的階層的，最為偏激的主張，他所使用的概念，是從被現實政治所淘汰的過時的，但在某種情勢下易為部分農民群眾所接受的概念中搜索而來的應急之物。郭有田從極左的角度抨擊當前的社會弊端，以過去極左政治的幻影和手段權充自己的社會理想，顯得荒唐可笑。但其要害是不滿并試圖終結自己不幸的現實處境，而不是真的要為反叛社會醞釀其理論主張。就此而言，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由失地被迫走上上訪道路的農民群體，又是令人同情的。作家在描寫他的鋌而走險，對社會實施報復的同時，不時表現他的無奈、猶豫、懺悔、善良本性，這時，惡便成為對于美的一種有力的烘托了。

相對于城市來講，中國農村的發(fā)展是緩慢的、滯后的，人們對于市場經濟的適應能力，也明顯較低。農村不能永遠固守老一輩傳統(tǒng)不放，只能適應新形勢、新觀念，這是小說顯示的環(huán)境與背景。蔣學仁、賈德正在任期間，村里矛盾突出，危機四伏，時不時爆發(fā)沖突，整個村子呈現一種病態(tài)、亂象。在這種前提性背景映襯之下，宋清宇走馬上任。這是現實矛盾呼喚出來的可以寄托希望的新的農村領袖人物。作為新一代大學生村干部，宋清宇無疑是有見識的，他深知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積淀著厚重的鄉(xiāng)土情結。他說：“中國的農民，他不可能一步就走進城市，他需要幾代人才能真正地融入。因此，在你沒有真正走進城市的時候，永遠不能放棄土地，否則就是自掘墳墓。”以為無論途徑和手段如何，只要實現農民的市民化、農村的城鎮(zhèn)化，便是中國農民解放的福音的理論和實踐，是危險的。它應當被認真論證，認真實踐，認真證明，而不能成為一種如當年合作化、公社化那樣的盲目的政治潮流。于是他以新的農村理想、新的知識結構、新的領導體制、新的政策，帶領佛耳峪走出低谷。這既是對于作家的理想人物，一種新型的農村基層干部的性格及行狀的真實描寫，又完全可以看成是對黨的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形象言說。

宋清宇提出的佛耳峪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規(guī)劃具有相當的前瞻性，體現出新一代農村領袖人物的廣闊眼界和深刻思想。

小說中特別寫到宋清宇等熱血青年不僅致力于解決村民物質生活方面的困難，還著力發(fā)展新農村文化事業(yè)，辦起了“山鷹文學社”。這樣的情節(jié)雖然略覺生硬，但既可顯示人物有別于過去村社干部的較高層次的文化教養(yǎng)，又隱含著作者對農村文化問題的關切，寄寓作者對農村文化事業(yè)未來的憧憬。小說業(yè)已呈現出諸多亟待解決的當下命題，嚴肅而尖銳。單純靠現代文明來拯救鄉(xiāng)村文化，這種文化想象未免失之偏頗。

鄉(xiāng)村文化事業(yè)發(fā)展是一個讓人憂慮的命題。改革大潮沖擊帶來的傳統(tǒng)文化要素的丟失，使鄉(xiāng)村文化淪落到根基衰弱、前途迷茫的灰暗狀態(tài)。拆解、破碎后的文化道德重建，從何下手？這是問題，也是理念。理論上文化發(fā)展與經濟發(fā)展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農民精神文化需求理應得到滿足，但事實上，將一切人民的需要和一切文化物質生產予以整合，使農村社會真正步入民主的、和諧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那樣一種狀態(tài)，絕不會一蹴而就，其間要經過無數矛盾、摩擦、斗爭、沖突。但只要宋清宇這種農村新的領導人誕生——不是孤立的誕生，而是團隊式的涌現，且做集團式沖擊，不再救世主式地做拯救下界狀，而是顯示民主政治、人道主義聚合人心、興利除弊的力量，那么，不僅佛耳峪，整個中國農村都會日益光明起來。

人道主義觀念，以及物質與精神并重的執(zhí)政方針使宋清宇形象具有某種理想色彩。

我們在很長時間中曾經將人道主義這一人類文明的現代之花，這一調整人類關系的普世原則，當做洪水猛獸，嚴加防范，使我們社會的文化組成及精神含量日益淺陋、稀薄、窳敗，以致無法與世界溝通。從當年的文藝理論權威批判張煒《 古船 》“用人道主義觀點描寫土改”，到今日我們歡迎梅里將人道主義作為一種正面的積極的優(yōu)良政治文化素質來刻畫宋清宇，這顯示了中國人在精神文明與人類意識方面的長足進步。不妨這樣說，在今天的社會意識和社會行為當中，如果毫無人道主義精神滲透其中，則人必定顯得缺乏教養(yǎng)，行為必定顯得粗鄙，而社會公仆將不成其為社會公仆——如果此類公仆還能勉強存在，那也是因為動用了不該動用的政治力量，乃至國家機器的結果。

中國是個大國，是個有悠久歷史、遼闊地域和燦爛文化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偉大的國家。自周秦以來的逾兩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一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自1949年以來的三十年蘇聯(lián)模式，自1979年以來的逾三十年的風雨坎坷的改革開放歷程，由上述一切形成的國家目前的輝煌燦爛與矛盾重重，既充滿生機又舉步維艱，既令人振奮、鼓舞，又令人糾結、憂慮，甚至不乏恐怖的復雜的局面。我們必須面對歷史，必須面對現實。我們正在從事的，正在經歷的改革開放事業(yè)既無現成的前進道路，又已經絕無退路。上下一心，披荊斬棘，借鑒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一切經驗教訓，繼承和發(fā)展人類歷史上一切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勇敢開辟自己的前途，有可能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新的崛起、新的輝煌，和新的偉大，如果不幸而被迫后退——不是戰(zhàn)役性的、局部性的、一時性的，機變的后退，而是戰(zhàn)略性的、全局性的、長遠性的，根本性的后退，中華民族將有可能萬劫不復，再無可能希求自救、自贖，乃至自我保全了，那時中國歷經千難萬險所取得的偉大的改革成果，將被中國特別權勢集團、特別利益集團、特別文化集團所瓜分，所鯨吞！我們必須前進，必須警鐘長鳴。

在《 佛耳山歌 》中，有兩個意象特別引人關注，一個是白玉佛意象，一個是長城意象。白玉佛是村民心目中的守護神，守護著全村人的生命、健康。白玉庵的香火格外旺盛，象征和平吉祥。

宋清宇等人在探討白玉佛的精神實質時，總結出三句話，即愛國愛家，仁義忠貞，勤勞果敢。這三句話，應當看作是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意識相互融合的成果，與舊時佛家學說與儒家道德已迥然有別。

長城在小說中既是具象描寫的實體，又是一種象征意象營造，象征中華民族偉大堅強，生生不息，恒存發(fā)展。《 佛耳山歌 》中，長城作為背景出現在故事中，無疑代表了作者對民族精神永存的信仰。霞光中的長城，雖殘破但不失雄偉。作者深情地寫道：“佛耳峪長城，除山海關，原來就屬這一帶規(guī)模最大、建置最全、保存最完整的長城。她山上有圍城，山下有甕城，亮馬山上設有獨立的大型烽火臺。她還穿越了河流，有水下長城，這是山海關都遜色十分的景觀……”然而長城卻在先前病態(tài)風習中遭到戕賊。本該作為民族精神象征性存在的長城，反成隱憂。小說中關于古長城的修葺、長城旅游文化公司的成立，等等，都是帶有象征意味的藝術描寫，寓意深遠。

《 佛耳山歌 》用淳樸的鄉(xiāng)土敘事展示出鄉(xiāng)村當下的復雜情態(tài)，對于鄉(xiāng)村經驗、人性刻畫、鄉(xiāng)土風情的勾畫有其獨到之處。小說中人物方言濃郁，民風淳樸，但鄉(xiāng)村生活實際已然被現代文明所解構——變化中有守望，守望中生發(fā)著新的欲望。這種解構，因強調穩(wěn)定和前進而具有積極意義，同時也不乏文學意味和文學力量。

從《 河戒 》到《 佛耳山歌 》，梅里對中國農村、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的研究和表現，已經傾注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柳青旨在描寫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農民創(chuàng)造自己新的歷史命運的長卷史詩《 創(chuàng)業(yè)史 》，不幸半途而廢，未成正果。這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留下的最大遺憾。能寫中國農村題材小說的作家車載斗量，層出不窮，但有能力描寫中國農民的大跨度、大容量的整體性命運的偉大史詩者，確乎鳳毛麟角。趙樹理、丁玲、孫犁、周立波、莫言、賈平凹、路遙等作家，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取得了偉大成就。梅里或許能夠尾隨其后，大展宏圖耶？這需要大決心，大胸懷，大氣魄，大學習，大繼承，大才能，大手藝！天假以年，寫大塊文章，乃真正人生幸事！梅里，何妨一試！《 河戒 》、《 佛耳山歌 》，牛刀小試乎！不必多說，大的奮斗、人生之搏戰(zhàn)、嚴格意義的文學之進取，尚在前頭！就對中國北方農村生活、農民心理、農民語言的了解與熟悉而言，梅里先天和后天的優(yōu)勢甚為明顯。他的勤奮與謙和，又是在我所熟悉的青年作家中所難得一見的。秦皇島的歷史文化含蘊多么深厚，古長城、青龍河、佛耳山，作為生活與文學的象征意象多么雄偉、豐富而深邃！這是梅里可以攀登文學高峰的可靠的出發(fā)點。這是別人沒有能力與條件可與分享的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些優(yōu)勢和優(yōu)點，不用，可惜！不能集中起來辦大事，更可惜！梅里，勉乎哉！

是為序。

2011年10月北京新文化街初稿

2014年8月秦皇島盧龍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