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倫理制度變成了理性主體根據(jù)“科學”的“制作”活動以后，它就脫離了自己的原初倫理境域，道德主體從其現(xiàn)實倫理生活的歷史中抽象出來，成為理性的個體；倫理規(guī)范與德性目標成為一種理性設計的產品，并且被放在一種理性設計出來的“原初狀態(tài)”中加以確證--例如無知之幕籠罩下的“原初狀態(tài)”。
    “制作”活動所產生出來的倫理上的普遍性，只能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才能夠適應各種不同境遇中產生的社會交往與合作的主體。因此，道德就不能是一種在“倫常習俗”中養(yǎng)成的“習慣”，而只能是一種在理性反思中獲得的“知識”。所以，“正義原則”或者“交往行為范式”，都只有在喪失（或者說“擺脫”）了與現(xiàn)實生活經驗和歷史境域的直接關聯(lián)的情況下，才能夠擺脫人類事務的不確定性，成為“科學”的法則。只有生產勞動過程內涵的“具體善”--把生產過程完成得好--已經被取消，讓其價值完全依從于維持生命本身這一目的，在不同社會制約條件下的勞動生產活動，才能夠在符合自然節(jié)律的意義上獲得必要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在這個“客觀”的基礎上“科學”才能夠產生。此時，人類自我創(chuàng)造的活劫本身就與其產品（道德知識）及其境域（倫常習俗）相分裂，人類的本質--全面的創(chuàng)造和占有自己的本質這一屬性--就與人類自身的生活和生產實踐相分裂，變成了一種超越了歷史和生活實踐的純粹的抽象，是在按照科學方法進行的反思中才能夠獲得的知識，而創(chuàng)造出這一本質的東西--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卻變成了被其指導和受其約束的活動。于是，柏拉圖由“哲學王”來統(tǒng)治的烏托邦政治學，其中內涵著“知道”真理的高級靈魂（統(tǒng)治者）對身體（生產者）的專制，在現(xiàn)代性社會中就變成了“程序正義”在價值體系中的優(yōu)先性，其中內涵著關于正義的“科學知識”在政治活動中的權威性。古典時代統(tǒng)治者們始終需要面對的人性的不確定性和野蠻的生活習慣，在技術專家眼中，是一種需要技術手段進行調整和制約的“理性不及”的因素--恰恰因為這些因素是“理性不及”的，所以無法通過學習和教養(yǎng)加以改變，只有通過技術手段來進行調整和制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