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收錄了除《確定性的尋求》(TheQuestfor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寫于1929—1930年間的所有作品。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
　　在本書導言中，保羅·庫爾茨（PaulKurtz）稱杜威“正處于創(chuàng)造力和影響力的巔峰”。這一形容頗為貼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歲高齡，卻仍在1929-1930兩年間出版了四本專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學、教育、政治以及社會問題的文章。
　　在本書所收錄的哲學論文中，《人文主義之我見》(WhatHumanismMeansToMe)和《我的信仰》(WhatIBelieve)兩篇文章表明了杜威對人類潛力與智慧的信念，另外兩篇文章則記錄了杜威與歐內斯特·內格爾（ErnestNagel）、威廉·歐內斯特·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C.I.劉易斯(C.I.Lewis)、F.J.E.伍德布里奇(F.J.E.Woodbridge)在《哲學雜志》(JournalofPhilosophy)上的熱烈討論。
　　《從絕對主義到實驗主義》(FromAbsolutismto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難得一見的自傳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話也許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杜威日益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的動因：
　　“總的來說，人和情境對我的影響要多于書本對我的影響。這并不是說我沒有從哲學書籍中學到很多知識，而是說，與一些親身經歷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從哲學書籍中學到的東西是技術性的。”
　　《新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OldandNew）系列文章首次刊登于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Republic)雜志上。在這些文章中，杜威探討了在一個不斷變化社會中“失落”的個人的問題，個人“陷入了龐大的復雜關系網之中”，只有“聯系現在……根據有意識選擇的可能性努力改變條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書內容表明了杜威日益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同時也證明了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Lamont）在《關于約翰·杜威的對話》(DialogueonJohnDewey)中對杜威的形容是正確的：“他是我所認識的哲學家中最喜歡非學術氛圍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