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堂 反正都能飛:李長聲自選集》系旅日華人作家李長聲三卷本自選集中的文學及出版篇。作者在此卷所選文章中,對日本文學史上一個個閃耀的名字——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太宰治、坂口安吾、井上廈等如數(shù)家珍,也說巖波書店、角川商法,笑談出版那些事兒。所敘內(nèi)容沿著現(xiàn)代史的回路,由遠及近,由作家而至出版,通過人類進入印刷文明后文化流水線的生產(chǎn)與銷售兩端,勾畫出整個日本現(xiàn)代文明的表與里。
援筆寫序,適逢端午,漠然想起一首詩,是去國之際以壯行色的,曰:
龍年競舟日,逐浪到扶桑。
禪定似初入,童心未盡亡;
勤工觀社會,博覽著文章。
歸棹十年后,知非一夢長。
所謂“十年后”,并非“十年一覺揚州夢”或者“十年老盡少年心”的學舌,當時真有點壯懷激烈,但是我屬牛,跟共和國同生同長,年將不惑,也不免懷有十年過后怎么樣的莫測與惴惴然。期以十年,殊不知歲月荏苒,幾度端午幾度中秋,一晃竟僑居日本三十年。
對日本的感受,老外當然和本國人不同。羈旅日久,便少了游客的驚詫,乃至處“震”不驚,有人把日子過得仿佛比土生土長的主人還紅火,樂不思蜀。歐美人嘲笑日本:寫一本“母國這么差,日本這么好”的書,出版社定會搶著出,輕松賺個一千萬日元。頗多中國人都能寫或者已經(jīng)寫出了這樣的書,雖是異邦,也恍若“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臉孔,把麻點也全看成笑靨”(周作人語)。聽說日本有人得“巴黎癥候群”,特別是女性,旅游或移居法國卻發(fā)現(xiàn)跟自己從傳媒及文學得來的印象與憧憬不一樣,深受文化性沖擊,竟精神失衡。好像我們中國人憑著四海為家的氣概,從不曾發(fā)生“東京癥候群”之類的適應(yīng)障礙。不過,也有個現(xiàn)象蠻有趣:北美移民口口聲聲說“我們北美”,而住在日本,即便已歸化,一般也不說“我們?nèi)毡尽。大概這就是中國人對日本的感情糾結(jié)。
常聽說,日本是熟悉的陌生人。周作人說過:“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yún)s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似的空假,而亦與朝鮮安南的優(yōu)孟衣冠不相同也。”異域陌生,古昔是熟悉的,熟悉的古昔果真健全地活在陌生的異域么?或許不過是流于表面的錯認、誤解。
網(wǎng)上流傳一句話“崖山之后無中華”,據(jù)說是史學家內(nèi)藤湖南的高見,不知確然否,他倒是有一個說法,可以撮要為“應(yīng)仁亂后有日本”。這樣講的:“大體上為了知道今天的日本而研究日本歷史,幾乎沒必要研究古代的歷史,知道了‘應(yīng)仁之亂’以后的歷史就足矣。那以前的事只讓人覺得和外國歷史大同小異,而‘應(yīng)仁之亂’以后是直接觸及我們的真的身體骨肉的歷史,確實知道了,可以說對日本歷史的了解就足夠了!
關(guān)于“應(yīng)仁之亂”,通說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無后,讓胞弟義視還俗接班,但翌年正室日野富子生兒子義尚。富子是日本歷史上三大壞女人之一,托靠武將山名宗全,策謀義尚當將軍,而武將細川勝元輔佐義視,勢不兩立,應(yīng)仁元年(1467年)京都爆發(fā)了戰(zhàn)亂,波及全國,長達十一年。世無英雄,諸侯們打來打去也不知究竟為何而戰(zhàn),京都卻幾乎被夷為平地。寺廟神社和貴族、武家的大宅院大半焚毀,文獻資料化為灰燼,全盤從中國拿來的制度及文化破壞殆盡。在內(nèi)藤湖南看來,這下子日本變成了一張白紙,才開始寫最新最美的自己的歷史。信其言,那么,從“應(yīng)仁之亂”以后的日本來看,“雖是外國,但其文化的基本與中國同一,所以無論遠看近看,都沒有多大驚異”這說法就不大靠譜,雖然是周作人說的。
“應(yīng)仁之亂”是日本歷史的轉(zhuǎn)折點,其后即步入戰(zhàn)國時代,京都荒廢一百年。1582年因部下造反被困在本能寺的織田信長自盡,曾為他把草鞋揣在懷中焐熱的豐臣秀吉統(tǒng)一了天下,對京都施行歷史性改造。筑堤掘壕,把市街圍將起來,又強遷寺廟,集中到東面,沿鴨川構(gòu)成“寺町”,北面高處又形成“寺之內(nèi)”,大概也不無以寺廟御敵的用意。有些地方遺留了舊貌,但整個平安京失去對稱構(gòu)造。工商業(yè)者聚居的下京劫后殘存,復(fù)興并發(fā)展了京都的商業(yè)。當時人口只有十余萬,后來城市不斷向外圍擴展,寺町也淪陷,以致現(xiàn)而今外國人贊嘆日本的寺廟、墳地以及參天古木緊挨著生活。江戶鎖國二百多年,明治以來也幾經(jīng)天災(zāi)人禍,再加上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破壞,我們走進京都一眼就看見長安殘影、大唐遺風,“非現(xiàn)今中國所有”(周作人語),只怕是看走了眼。到日本找中國文化,思古之幽情可感,但需要先做好攻略的反而是中國的歷史知識。
知日難,難在我們自以為知日,還難在能否歷史地冷眼看日本。足利義政禪位給義尚,全不顧“應(yīng)仁之亂”造成的民不聊生,大興土木,在東山營造山莊。大權(quán)在握的富子斂財如狼,不給賦閑的義政出錢,以致山莊的銀閣外壁只涂了漆,徒有其名,想來當時是黝黑發(fā)亮的。久經(jīng)風雨,別具滄桑感,這就是“侘寂”之趣。義政他爺爺義滿在北山修建的金閣若不是被人放火燒了個精光之后重建,后來又再度貼金,恐怕也早已剝落如癬,“侘寂”乎山水之間。魯迅有感于土財主把土花斑駁的古銅器擦得精光,寫道:“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xiàn)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jīng)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fā)閃的,所以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并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yīng)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彼,金碧輝煌的金閣是“近于真相的”,而銀閣該當作“一件新東西”。金閣的輝煌與銀閣的枯淡合起來才是完整的日本之美,特別地強調(diào)枯淡,無非為有別于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審美,終歸是自卑的心理作怪。
說到日本的特性、價值觀,其實大部分是在戰(zhàn)敗后經(jīng)濟恢復(fù)及發(fā)展被歐美驚為奇跡而不可一世的心態(tài)中編造的,近乎偽傳統(tǒng)。某學人批評:連夏目漱石、森鷗外都不讀,談什么傳統(tǒng)。如今倒像是我們中國人在替他們讀,不僅讀明治,而且讀江戶,日本朋友瞪大了眼睛:古書啊,那么難讀的!我們讀的是翻譯成現(xiàn)代中國話的,甚至就當作今天的日本讀。20世紀80年代后半大陸掀起出國潮,隨波東渡,三十年來始終是一個旁觀者。雖然有關(guān)心國家大事的積習,但畢竟沒有選舉權(quán),也沒有被選舉權(quán),用周作人的話來說:無公民的責任,有寓公的愉快。開門七件事,當今又多了一事——寫。說是“寫”,實際在各種鍵盤上敲打。聚會時圍桌玩手機,大都是不知肉味的模樣,令舉箸者茫然。日本最容易引起中國人喟嘆或扼腕,寫起來往往帶有使命感,主題先行。尋尋覓覓,總在找他山之石,或者澆自家胸中塊壘,對日本說好說壞就免不了偏激。似乎小日本任誰都可以隨意“敲打”,我也敲打了不少。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劉佩英總編認為這些雞肋般的觀感還算有滋味,囑我選一選,以饗更多的讀者。趙斌瑋、楊揄熹、樊詩穎幾位編輯費心盡力,幫我編成了三卷。天生的漫羨而無所歸心,什么書都隨便翻翻,什么事都想知道點兒,自以為知道了就敲敲打打,雞啄米似的,真不好歸類,總之寫的是日本。美編把書裝幀得這么漂亮,誰不想翻開來看看呢?刹皇菙⌒跗渲,這點兒自信和良心咱還是有的。
《文治堂 反正都能飛:李長聲自選集》:
《1Q84》還有4?
《1Q84》里的老編輯說:“世上大部分人幾乎不明白小說的價值,卻又不想被時潮甩下,所以有得了獎成為話題的書就買來讀。”我也不幸被言中,隨俗買來BOOK1和2,又從眾買來BOOK3,翻閱了村上春樹的小說《1Q84》。
村上不大接受采訪,或許真像他說的,成名之前開爵士樂茶館兼酒吧,不得不陪客說話,把一輩子的話都說完了。不過,某作家不大懷好意地回憶:早年去酒吧,只見店家悶頭在柜臺里邊干活兒,幾乎不說話,原來他就是現(xiàn)今出書必暢銷的村上。近來情況似有變,村上留意社會形象及毀譽了,但是像今年5月,駕車來到新綠耀眼的箱根溫泉鄉(xiāng),接受由廠商協(xié)辦的、新潮社季刊雜志《思考者》編輯長一連三天的訪談,仍屬于罕見之舉。
《1Q84》自然是主要話題。村上說,簡單地說,《1Q84》是因緣故事。他要寫自己的“綜合小說”,最大的樣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是20世紀90年代前半葉寫《發(fā)條鳥年代記》時定下來的前進目標。
本來想取名為“1985”來著,跟奧威爾的《1984》不一樣,卻又跟伯吉斯的《1985》撞車,無奈之中想出了《1Q84》。村上對近未來幾乎沒興趣,感興趣的是近過去;1984年,那個沒有電腦、沒有網(wǎng)絡(luò)、沒有手機的年代才過去不遠。起初只有這么個題目,用它寫,會寫成什么樣的小說呢?興趣盎然。根本沒構(gòu)思,腦袋里完全沒構(gòu)思故事如何展開。也沒有人物造型,只是先起了人名,想到青豆這個名覺得蠻不錯,又想到天吾這個名,便知道這個小說肯定有意思了。然后是開頭。以前聽說過有人從高速公路太平梯下來的新聞,于是讓青豆從太平梯走下來,便進入另一個世界,《1Q84》的世界,從地面慢慢滲出原始性東西的世界。她為什么那么急,有怎樣的事情,負有什么使命,決堤一般往下寫,角色在寫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豐滿起來。
這樣寫,寫到哪里為止呢?村上說:寫完了BOOK1、BOOK2,當時真打算就此收場。寫《發(fā)條鳥年代記》時,1和2出版以后過了一陣子,又想寫3了,而這次在出版之前就有了想寫3的心情。形式跟1和2同樣,故事的可能性會明顯低落,于是想到從牛河寫起,以前可沒想讓他活躍起來。1和2不大意識到文體,而3完全靠文章的力量推進,寫得苦,一次次重寫。日本讀者能否讀出這種“苦頭兒”呢?
沿襲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第一卷、第二卷,BOOK1、BOOK2各二十四章,而BOOK3三人并進,用巴赫來說,就是像三聲創(chuàng)意曲的感覺。為什么這種寫法成為可能呢?因為他采用了第三人稱。1和2用第三人稱寫,但青豆的視線、天吾的視線都有部分被第一人稱硬拉著。牛河不用第三人稱就絕對寫不來。
村上小說的最大變化是人稱。他1979年出道,那年二十九歲,寫了十年,過了四十歲開始新時期,動手寫《發(fā)條鳥年代記》。至此,作品基本用第一人稱,從“我(當然是假想的我)”的視線寫,讀者也從“我”的視線讀,如在眼前。但要寫的故事越來越宏大,第一人稱照顧不過來了,所以時隔七年的長篇小說《海邊的卡夫卡》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替,又隔了七年,長篇小說《1Q84》完全用第三人稱。關(guān)于這一變化,他當然要有所比喻,那就是要做菜,鍋不夠用了。
《1Q84》不是寫實小說,BOOK3還留下很多謎,如天吾的母親為什么被殺了?被誰殺了?青豆和天吾返回的世界是什么樣的世界?那么,還繼續(xù)寫B(tài)OOK4或者BOOK0嗎?村上說:他寫長篇小說就完全是“長篇小說腦”,每天早上四點來鐘起來伏案,絕不寫隨筆什么的,每天只翻譯一兩個小時調(diào)劑一下,就這么寫,寫了三年,把自己寫空了,現(xiàn)在像冬眠的熊,什么也不能說。但眼下可以說的是,它前面有故事,后面也有故事。故事在他身上漠然懷胎,也就是說,寫續(xù)篇的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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