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賢三昧集》是清初王士禛選編的一部唐人詩集。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陽山人。新城（今山東桓臺）人。出身仕宦家庭。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授揚州推官，官至刑部尚書。四年后因事免官，退居故鄉(xiāng)新城。卒謚文簡。

王士禛自幼工詩，在清初與朱彝尊齊名，并稱南北兩大詩人。其詩內(nèi)容多紀游、懷古、詠史、贈答，題材較狹，風格上追求風神韻味、沖淡含蓄。其寫景和抒情詩婉麗雋永、饒有情趣，七絕詩尤為佳妙。今存詩千余首，曾自選編為《漁洋山人精華錄》。王士禛不僅是錢謙益、吳偉業(yè)之后的詩壇盟主，而且在詩歌理論方面卓有建樹，著有《帶經(jīng)堂集》、《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漁洋詩話》、《分甘余話》、《漁洋文》、《蠶尾文》等。在他身后，門人張宗柟綜采各書論詩之語，編為《帶經(jīng)堂詩話》三十三卷。此外，另撰有《古詩選》、《十種唐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唐詩七言律神韻集》等多種著作。

王士禛詩歌理論的核心是神韻說。其實，神韻一詞并非他所獨創(chuàng)，最早出現(xiàn)在南朝時的人物品評中，如《宋書·王敬弘傳》中說：（敬弘）神韻沖簡，識宇標峻。稍后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都用了這一詞匯。到明清時期詩論中已較多地引入神韻的概念，如胡應麟《詩藪》、王夫之《古詩評選》等。王士禛在繼承前人詩論，尤其是司空圖和嚴羽美學思想的基礎上，對神韻說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遂自成一家之言。

標舉神韻，即要求詩歌有清遠淡雅的境界、自然空靈的韻味、含蓄蘊藉的風格；要求詩人在創(chuàng)作中做到興會神到、貯興而就。用這樣的標準衡量詩人詩作，所推崇的自然是遠離現(xiàn)實的謝靈運、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詩人以及他們古澹閑遠的山水風景詩，贊賞那些清幽淡遠、韻味雋永的詩句。而對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緊密、帶有明顯傾向的作品則不免有所軒輊。

神韻說的提出，自有其時代原因。一方面，是為了針對明代的詩壇流弊，尤其是為了糾正前后七子的復古主張，正如翁方綱所說：漁洋所以拈舉神韻者，特為明朝李（夢陽）、何（景明）一輩貌襲者言之。（《坳堂詩集序》）同時，在王士禛看來，七子雖倡導詩必盛唐，卻是以雄闊壯大相標榜，并不能代表盛唐之音的典型風貌。他曾說：吾蓋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學為九天閶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高華，自矜為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物，自足以兼前后諸公之長。（何世璂《然燈記聞》傳漁洋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指出：詩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并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于是士禛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以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另一方面，還應該看到，神韻說的提出，并不僅僅是王士禛個人的美學主張，而是代表了他所生活的史稱盛世的康熙時代的審美風尚。

無庸諱言，神韻說忽視詩歌同社會生活的聯(lián)系，論詩單純從風格、形式著眼，自然具有較大的時代局限性。即從藝術的角度而論，由于過分強調(diào)詩歌境界的清遠縹緲，強調(diào)詩歌韻味的空靈超脫，也有失偏頗，容易產(chǎn)生一定的流弊。然而，以神韻論詩，對于中國古代詩歌尤其是抒情詩藝術特征的探討確有其獨到之處，它以鮮明的特色，總結(jié)了中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豐富藝術經(jīng)驗和中華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獨特的審美傳統(tǒng)，因而成為古代詩歌批評中具有重要影響的理論，并為后來王國維境界說的創(chuàng)立奠定了基礎。

《唐賢三昧集》正是一部鮮明體現(xiàn)王士禛神韻說的唐詩選集。從本集《自序》中不難看出其選編的宗旨：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圣論詩亦云：味在酸咸之外�？滴跷斐剑�1688）春杪，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于二家之言別有會心，于是錄其尤雋永超詣者，于是年年底編成此書。名曰三昧，乃取佛經(jīng)自在之義�？梢�，他選《唐賢三昧集》正是以司空圖、嚴羽的詩論為旨歸，以雋永超詣為詩歌的藝術標準。

全書三卷，主要取盛唐人詩，自王維起，至萬齊融止。凡44人，詩400余首。其中，選王維詩最多，至100余首，超過全書的四分之一。其次是孟浩然、岑參、李頎、王昌齡四家，選詩都在30首以上，其余詩人10余首或數(shù)首不等。集中不錄李白、杜甫詩，王士禛表面上說仿照王安石《唐百家詩》的做法，實際上是同他標榜清遠的宗旨有關。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中說：先生于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為主，不欲以雄鷙奧博為宗。若選李、杜而不取雄鷙奧博之作，可乎？吾窺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為詩家正軌也，而其沉思獨往者，則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此語頗中肯綮。王士禛自己在《居易錄》中也說：唐五言詩，開元、天寶間大匠同時并出。王右丞而下，如孟浩然、王昌齡、岑參、常建、劉眘虛、李頎、綦毋潛、祖詠、盧象、陶翰之數(shù)公者，皆與摩詰相頡頏。從《唐賢三昧集》的選錄情況看，明顯體現(xiàn)了他這一評價標準，所提到的這十幾位詩人不僅悉數(shù)入選，而且選錄數(shù)量比較多，除前面提到的幾位大家外，常建有13首，劉眘虛、祖詠各9首，陶翰8首，綦毋潛6首，盧象3首，在集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綜觀這些詩人，若以清遠、雋永超詣衡量，王維、孟浩然、裴迪、儲光羲等以寫山水田園著稱的詩人自不必說，其他詩人也多符合這一標準。如王昌齡《長信詞》、《西宮曲》、《青樓曲》、《閨怨》、《從軍行》，皆優(yōu)柔婉麗，意味無窮，風骨內(nèi)含，精芒外隱，如清廟朱弦，一唱三嘆（《詩藪》）；常建、劉眘虛詩于王、孟外又辟一徑。常取徑幽而不詭于正，劉氣象一派空明（《劍溪說詩》）；綦毋潛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寫方外之情（《河岳英靈集》），舉體清秀，蕭蕭跨俗（《唐詩紀事》）；殷遙與王維結(jié)交，同慕禪寂，志趣高疏，多云岫之想（《唐才子傳》）；張子容詩略似孟（浩然）公，興趣高遠，略去凡近（《唐才子傳》）；裴迪詩雅淡，有類摩詰（《匯編唐詩十集》）；丘為其人與摩詰友，詩亦相近（《載酒園詩話又編》）等等。

但也應該看到，王士禛在推崇沖和淡遠的審美趣尚的同時，卻并沒有排斥雄鷙奧博的風格，高適、岑參等人大量慷慨豪放的邊塞詩入選即是一個明證。同時，他雖標榜盛唐清音，卻也肯定元結(jié)《篋中集》中那些諷喻現(xiàn)實、抒發(fā)個人悲苦窮愁和家國之恨的悲調(diào)；既提倡平淡天然的本色語，也不排斥字句的推敲、格律的探究。如他所推重的陶翰，殷璠在《河岳英靈集》里便稱贊他既多興象，復備風骨。

當然，集中入選的并非都是名篇佳作，譬如有的作品格調(diào)不夠高，有的不能代表作者的最好水平，因而此書問世之后也招來一些物議。如趙執(zhí)信便排詆是書，不遺余力，批評其選詩不當，說：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锽《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談龍錄》）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亦說：阮亭選《三昧集》，謂五言有入禪妙境，七言則句法要健，不得以禪求之。余謂王摩詰七言何嘗無入禪處，此系性所近耳。況五言至境，亦不得專以入禪為妙。喬億《劍溪說詩》又編也譏之曰：讀古人詩，不于本領作用處求之，專賞其氣味詞調(diào)，及一二虛字傳神，以為妙道，則日誦《唐賢三昧集》足矣，何假萬卷為哉！這些意見雖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一定程度上還是切中了《唐賢三昧集》在編選方面的一些弊病的。此外，本書也還存在因失于考據(jù)而造成的誤收唐以外作品及地名有誤等疏漏。

盡管如此，此書問世后卻影響極大。因原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無箋注，故后人紛紛加以評注，如吳煊、胡崇《唐賢三昧集箋注》，乾隆五十二年（1787）聽雨齋刻本，潘德輿評點本，姚鼐評點本，光緒九年（1883）翰墨園所刊黃培芳批評本等。并有日本、朝鮮刻本多種。后世還有仿其體例續(xù)編者，如史承豫《唐賢小三昧集》、周詠棠《唐賢小三昧續(xù)集》等。

綜上所述，由于《唐賢三昧集》有明確的選編主旨，具體鮮明地體現(xiàn)了在古代詩學中有重要影響的神韻理論，因此，對于我們今天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特別是研究王士禛的神韻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的參考價值。將此書注釋、翻譯以供唐詩愛好者、研究者借鑒是有意義的。

《唐賢三昧集譯注》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的《四庫文學總集選刊·唐賢三昧集》為底本，必要時參校其他有關各本，個別有異文的在注釋中標明。本書在廣泛吸收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熔鑄眾說，擇善而從。注釋力求簡明扼要，譯文力求忠實于原意，在詩行乃至用韻上盡可能貼近原詩。但限于水平、學識，在從事這一工作時時有力不從心之感，作品注釋中難免有錯訛之處，譯文更未能處處做到信達雅，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唐賢三昧集譯注》初版于2000年，收入中華古籍譯注叢書。此次重版，對部分譯注和個別文字作了適當?shù)男抻啞?/p>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