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jīng)多年，在諸位作者與譯者的共同努力下，《漢英對照近世經(jīng)典與傳統(tǒng)文化系列》終于就要問世了。這里所謂的“近世”（pre-modern）有特定的含義，指后于“古代”（ancient）而早于“近代”（modern）的一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我們認為肇始于宋代。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以之為界，將中國歷史分為前后兩段，它是古典中國的結(jié)束和近世中國的開端。宋代以前的中國是貴族化的，能夠進入歷史而為我們所知的人物，再落魄潦倒的也有個不錯的門第或家世，如陶淵明或杜甫；而在宋代，真正的平民或低層出身的人物也可能進入統(tǒng)治階層，比如兩宋都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宰相或大學者。其原因在于從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制度到宋代得到了更充分的實施，真正成為選拔人才的搖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空想，從而實現(xiàn)了社會階層的上下對流。同時朝廷采取重文偃武的政策，鼓勵和推動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從而使宋代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富裕和經(jīng)濟最繁榮的朝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柳永《望海潮》所描寫的，以及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所記載的開封和杭州市民經(jīng)濟的景況，都是宋以前未嘗有過的。這使我們直觀上感覺到宋和唐屬于兩個時代，宋和我們相距得更近一些。享譽世界的中國“四大發(fā)明”除造紙外，有三項是在宋代完成的，其后相繼傳到了西方，推動了西方的近代化。
　　文化上，宋代更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偉大時代�！袄^往”，是對古典時期文化的全面總結(jié)和繼承；“開來”，是宋代文化的成果影響了其后700多年的中國乃至東亞，直至今天。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我們今天所津津樂道的“中國傳統(tǒng)”，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宋代以后開創(chuàng)的，或者是打著古代的旗號卻是經(jīng)過宋代人闡釋的，而不是我們想象中的來自漢唐乃至先秦。比方說，“五四”時期“反封建”，高喊的是“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其實嚴格地說，應(yīng)該是“打倒朱家店”，因為他們的批判鋒芒所向其實是程朱理學，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孔”“孟”之道。而20世紀30年代迄今海內(nèi)外很多人鼓吹的“儒學復(fù)興”，實質(zhì)上很多只是“理學復(fù)興”。朱熹通過“述而不作”的方法，巧妙地把先秦儒學改造成了朱學，由于宋末以后特別是從明代開始，朱學成了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影響所及，使后人的繼承和批判都失去了準頭。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宋代對后世的影響。朱熹的這種“借雞生蛋”“以述代作”的治學方法可說是“宋學”的特色。儒學上如此，其他領(lǐng)域也是如此。例如史學上有“兩司馬”之說，漢代司馬遷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史學的傳統(tǒng)，奠定了“二十五史”的基礎(chǔ)；而宋代的司馬光另辟蹊徑，遙承上古《春秋》的編年體史學傳統(tǒng)，編出《資治通鑒》這一部曠古大書，既是對《史記》以降“十七史”的繼承與改造，又開了其后史學研究的無數(shù)法門，例如“紀事本末體”“綱目體”等。而南宋鄭樵又別開生面，以畢生心血完成《通志》，彌補了《資治通鑒》在繼承《史記》《漢書》“志”上的不足。這兩套書成為了宋以后與正史并行的史學傳統(tǒng)，影響了直到今天的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