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自從有人類關系開始，我們就一直與親人去世之后的強
烈悲傷做斗爭。詩人、作家、藝術家向我們呈現了悲傷幾
乎不可描述的本質，令人感動，我們喪失了一部分的自己，
他們的缺席像厚重的斗篷一樣壓在我們身上。作為人類，我
們似乎被驅趕著，去嘗試表達我們的悲傷感受，描述背負
這一重擔的體驗。在20世紀，精神病學家西格蒙德·弗洛
伊 德（Sigmund Freud）和伊麗莎白·庫伯勒-羅 絲（Elisabeth
Kübler-Ross）開始從更客觀的視角，描述他們的訪談對象
在悲傷期間的感受，注意到不同人的感受模式的特殊與相
似之處。關于悲傷“是什么”的科學文獻中出現了偉大的
描述——悲傷的感覺是什么，帶來了什么問題，甚至產生了
什么身體反應。
而我一直想要了解的不是“是什么”而是“為什么”。
為什么悲傷如此痛苦？為什么死亡，你與之聯結的這個人
的永遠缺席，會帶來如此毀滅性的感情，造成甚至連你自
己都無法解釋的行為和看法？我確信答案的一部分可以在
大腦中找到，大腦是我們思想和感情、動機和行為的所在地。
我們如果可以從大腦在悲傷期間的所作所為這個角度來觀
察，或許就可以找到悲傷是“如何”發(fā)生的，而這將幫助
我們理解“為什么”。
人們常常會問，是什么促使我研究悲傷，成為悲傷的研
究者。我想這個問題通常來自簡單的好奇，但同時也可能
由于他們想要知道我是否值得信任。你們或許想知道我是
否有切身體會，是否曾走過死亡和喪失的黑夜，知道自己
所言說和研究的到底是什么。我和悲傷的人交談，他們向
我描述他們的喪失和被摧毀的生活。我所體驗的悲傷和他
們的一樣痛苦。我也曾經歷喪失。在我八年級時，母親被
診斷為四級乳腺癌。醫(yī)生給她做乳房切除術時，取出的每
一個淋巴結上都有癌細胞。她知道，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她
身體的其他部位。我當時只有13歲。直到多年以后，我才
知道，母親有可能活不到一年。但是我知道悲傷降臨我們
的家，打亂了我們由于父母分居和母親抑郁已經困難重重
的家庭生活。我們的房子坐落在離大陸分水嶺不遠的北落
基山脈的山上，那是一個鄉(xiāng)村小鎮(zhèn)，因為一個小小學院的
存在而平添文化氣息。我的父親在學院教書。醫(yī)生把母親
的癌癥描述為他見證的“第一個奇跡”——她又活了13年，
為了她的兩個十幾歲的女兒——我和我的姐姐。死神給母親
執(zhí)行了緩刑。然而在這個世上，我成了母親的情感滋養(yǎng)，
她的心情調節(jié)器。我離家上大學，雖然符合我發(fā)展的需要，
卻加重了她的抑郁。因此，我渴望理解悲傷，與其說這是
緣于在我26歲時母親去世后我的個人體驗，還不如說來自
于她去世后，我渴望理解她的悲傷痛苦，以及想要知道我
本來可以怎樣幫助她這一更加簡單的愿望。
我去芝加哥的西北大學上學，逃離了鄉(xiāng)村，去大城市生
活。那里一個街區(qū)的工作的人要比我整個家鄉(xiāng)生活的人都
多。我第一次遇到功能神經成像（neuroimaging）這個詞，
是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神經科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Neuroscience）課本上的幾句話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fMRI）當
時是一門嶄新的技術，全世界只有少數幾個研究者可以接
觸到。我被這一技術深深吸引。盡管我難以想象自己能夠
用上一臺這樣的機器，我還是為科學家能夠一覽大腦這個
黑匣子的可能性激動不已。
10年后，我在亞利桑那大學研究生院完成了博士學位
論文，論文是關于悲傷干預的研究。在我的答辯委員會成
員中，一位精神病學家向我建議，我有極好的機會去觀察悲
傷中的大腦是什么樣子，并建議我邀請參加我學位論文研究
的被試返回實驗室，進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我感到
很糾結。我已經達到了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的要求。神經
成像是一種全新的技術，帶有陡峭的學習曲線。但有時一
個項目的運氣就是這么好，我們開始了第一個關于悲傷的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 精神病學家理查德·萊 恩（Richard
Lane）在倫敦大學學院度過了一個學術年假，那里的研究
者發(fā)明了分析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圖像的新方法。萊恩
愿意教我分析方法，但是我依然感覺這是一個難以完成的
任務。
然而，我們的運氣實在太好了。德國精神病學家哈羅
德·金德爾（Harold Gündel）碰巧想來美國，請我和萊恩
教他神經成像的方法。我和金德爾在2000年3月初次見面，
一見如故。我們都對大腦如何維持有助于我們調節(jié)情感的
人際關系非常著迷，也都對當這些關系喪失后會發(fā)生什么
而深感好奇。誰能想到呢，兩個出生在不同國家，相差10
歲的研究者，會有如此相近的研究興趣？由此，我們的研
究萬事俱備。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過程中，我結識了
一群喪親者，他們愿意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金德
爾掌握關于大腦結構和功能的知識，萊恩擁有成像技術。
還有一個障礙需要靠運氣來克服。金德爾只能來美國一
個月。我在2001年7月將前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開始
我的臨床實習。令人擔憂的是，我校醫(yī)學中心的神經成像掃
描儀在我們能夠聚集在亞利桑那州圖森（Tucson, Arizona）
的時候計劃更換。但是，所有的建設工程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延期。所以，2001年5月，神經成像掃描儀使用計劃停滯，
但原有的掃描儀依然可以用。我們的第一個悲傷神經成像
研究在四周內完成，這對任何研究項目都是創(chuàng)紀錄的時間。
本書也將提供這項研究的結果。
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給了我機會，讓我得以增加科
研工作中另一方面的專長。在這里，我完成了為期一年的
臨床實習。在醫(yī)院和診所中，我遇見了有著各種精神健康
和醫(yī)學問題的病人。在臨床實習之后，我開始了心理神經
免疫學（psychoneuroimmunology，簡稱PNI）的博士后研
究，這是一個研究關于免疫學如何融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
知識的新領域。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待了10年，轉入
教師崗位，但最終回到了亞利桑那大學。在這里，我負責
悲傷、喪失和社會應激（Grief, Loss, and Social Stress，簡
稱GLASS）實驗室，一邊帶研究生和本科生，一邊主持臨
床訓練項目，這是一份非常充實的工作�，F在，我的生活
豐富多彩。我每天花數小時閱讀研究文獻，并設計新的研究，
探測悲傷這一短暫體驗的機制；我在或大或小的課堂給本
科生上課；我與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其他臨床心理學家
共同確立悲傷研究領域的發(fā)展方向；我指導研究生，幫助
他們形成自己的研究模型，撰寫專著，傳播他們在這一領
域的發(fā)現，并在我們當地的社區(qū)做講座；或許最重要的是，
我激發(fā)每個人科學思維方面的天賦，敦促他們透過科學的
視角，向我們展示他們所看到的獨特世界。
盡管我作為研究者、導師、教授和作家的角色，意味著
我不再能夠給病人治療，但我還是有許多機會，通過研究
中的廣泛訪談，傾聽人們的悲傷。我會問各種各樣的問題，
也會仔細傾聽那些善良而慷慨的人們的故事。他們告訴我，
他們參加研究的動機是與科學家分享他們的經歷，以便幫
助下一個經歷喪親之痛的人。我對他們每一個人心存感激，
并試圖通過本書對他們的貢獻表達敬意。
當我們想到悲傷時，進入我們腦海的學科并不一定是神
經科學，當我剛開始自己的探索時，情況更是如此。在我
多年的學習和研究中，我最終意識到愛人去世后，大腦面
臨著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失去我們
唯一的摯愛會將我們淹沒，因為我們需要愛人，就像我們
需要食物和水一樣。
幸運的是，大腦善于解決問題，實際上，大腦的存在就
是為了解決問題。在幾十年的研究之后，我意識到大腦在
我們愛人活著的時候，付出了很大努力來為他們的位置繪
圖，這樣在我們需要他們的時候，就可以找到他們。大腦
通常喜歡習慣和可以預測的事，而不是新信息。但是大腦
也努力嘗試和學習無法避免的新信息，比如我們愛人的缺
席。悲傷的過程需要我們扔掉用來與愛人在一起生活的導
航地圖，并改變我們與逝者的關系。悲傷的過程，或者學
習離開我們的愛人而過有意義的生活，從根本上是一種學
習。學習是我們一生都在做的事情，把悲傷的過程看成一
種學習，或許會使其感覺熟悉、可以理解，并給予我們等
待這一非凡過程發(fā)生的耐心。
當我和學生、臨床醫(yī)生或飛機上與我并坐的人聊天時，
我發(fā)現他們都對悲傷有熱切的疑問。他們會問：悲傷和抑
郁是一回事嗎？人們不表現出他們的悲傷，這是否意味著
他們在否認悲傷？失去孩子比失去配偶更糟糕嗎？還經常
有這樣的問題：我認識一個人，他的母親/ 兄弟/ 最好的朋
友/ 丈夫去世了，他在6周/4個月/18個月/10年之后依然
在悲傷，這正常嗎？
多年之后我意識到，這些問題背后的假設顯示，悲傷研
究者在宣傳他們所學到的知識方面不太成功。這是促使我
寫本書的原因。我沉浸于心理學和悲傷研究者喬治·博南
諾（George Benanno）所稱的“喪親新科學”（new science
of bereavement）中。在本書中我關注的悲傷類型，適用于
那些失去了配偶、孩子、最好的朋友和任何親密伙伴的人
群。我也探索其他喪失，比如失業(yè)，我們?yōu)閺奈匆娺^的名
人的死感到的痛苦。我也為“臨近悲傷”（grief adjacent）
的人們（那些身邊有人正經歷悲傷的人）提供想法，幫助
他們理解身邊的人發(fā)生了什么。這不是一本實用建議手冊，
然而很多讀者告訴我，他們從中學到了可以應用于他們自
己獨特喪失體驗的知識。
大腦一直吸引著人類，而新的方法使我們看到大腦這個
黑匣子的內部。盡管如此，我并不認為從神經科學視角研
究悲傷，比社會學的、宗教學的或者人類學的視角要好。我
真誠地這么認為，盡管我一直致力于神經科學研究。我相
信透過神經生物學的視角來理解悲傷，可以幫助我們加深
理解，形成對于悲傷更完整的看法，用新的方式應對悲傷
造成的痛苦和恐懼。神經科學是我們時代的一種話語。通
過理解悲傷的多個側面，通過更詳細地關注大腦回路（brain
circuits）、神經遞質（neurotransmitters）、行為以及情感
如何參與喪親過程，我們有機會以新的方式與那些正在遭
受痛苦的人共情。我們能體驗他人悲傷的情感，以更大的
同情和希望理解悲傷的過程。
你或許已經注意到我使用的詞是“悲傷的情感”（grief）
和“悲傷的過程”（grieving）。盡管你可能聽過它們被互
換使用，但我在它們之間做